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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界近年来流行玩一种叫CSR的“游戏”。
CSR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英文简称。它滥觞于数百年前西方某些宗教教义——有些教派规定，教徒在做生意时不要对周围的人造成物质、身体或精神上的损害。而现代的CSR概念则是由美国的歇尔顿建立的——1924年，他提出公司的经营应该与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主要包括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和道义责任。
近年来，这个舶来品在中国企业界渐呈汹涌之势。尤其是2006年，简直可以称为“企业社会责任年”——各种以它冠名或为主题的论坛活动层出不穷；而这一年从企业家嘴里往外蹦得最频繁的词也是它。它显然是企业界目前阶段最时髦的一种游戏——很多企业家们玩出了真情，更有少数人玩出了境界，但也有人玩出了心计。
在中国商界，曾经有一个叱咤风云的女人，她叫吴士宏。从一名勤杂工、到微软中国的第一位本土总经理、最后成为TCL的董事副总裁，她的经历演绎了一段经典的“灰姑娘变形记”。但从2003年开始，她怀揣价值数千万的TCL股票从人们的视线中淡逝而去。而在2006年夏天，吴文宏带着两本译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和《穷人银行家》）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从对公益事业的偶尔一次“玩票”，到触动真情，再到倾心投入，吴士宏又一次完成了从商人到社会企业家的蜕变。人到中年多冷静，但她却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偶像和执著的信仰，那就是孟加拉的“穷人银行家”尤努斯以及他所秉持的以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与实践。
而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则是中国企业家中玩CSR游戏少有的“九段高手”之一。业界流传着他玩CSR的诸多精彩片断：他曾把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给了部下；他曾在2005年初做出了惊人之举——将其个人所得股息的51%捐给“老牛基金会”，在他百年之后将其所持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家人不能继承其股权；为了倡导“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健康理念，他宣布于2006年开始向全国500所小学免费赠奶一年……牛根生如此总结他的“游戏心得”：“从无到有是很快乐的，但最大的快乐是从有到无。死在巨富的行列里是一件可耻的事，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是你散钱的时候。”把最虚伪的话变成最实在的行动，牛根生玩出了一定境界。
而有些富翁们在玩CSR时，却常被人指责为动机不纯。2003年5月中旬，正值“非典”肆虐期间，上海市科委获得了一笔2000万元的现金捐助。 这笔捐助来自于号称周正毅旗下的公司。而当时，上海房地产界正流传着“上海首富缺钱，房地产开发处于停滞阶段”的传言。周正毅此举被理解为：一方面是向政府展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主动示好。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周正毅的“善事”刚做完没几天，就变成了阶下囚。而与一些民企对CSR的生疏与冷漠相比，个别在华的跨国公司在游戏过程中花招迭出——他们把活动大都做得很“漂亮”，跟企业的营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实际落实到弱势群体的捐赠额却很少。有时捐10万元，却会拿出100万元的费用来宣传，以达到1000万元的效果。
CSR显然是一种难度系数较高的游戏，如果稍有不慎，便有“走火入魔”之险。主要有三个误区：一曰道貌岸然。有些人，各种各样的会议也开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也说了，神清气爽地回家倒头一睡，就把自己揽下的社会责任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二曰不务正业。曾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哈耶克，就明确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之说，认为在自由社会仅存在一项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使用其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各种活动，而过多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有悖于自由的，并将被政府、社会所奴役；三曰竭泽而渔。有些企业家理想色彩过重，在穷人的眼泪中迷失了自己，倾囊相授的结果是让自己也一贫如洗。吴士宏认为，对于自己来说，最需要扮演的角色是“社会企业家”，而非“公益家”——前者在进行企业社会投资，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来投资、运营大规模的社会化资本，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持续性，而后者只有投入没有产出，这是任何资产规模庞大的企业都无法永远支撑的。
而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最大的桎梏便是原罪问题。此“罪”不涮清，则企业家的任何高尚的慈善行为，都会被肤浅地理解为是在“赎罪”。原罪变成了悬在企业家头上的利剑，大家成天惶恐不安，连自家性命都恐怕不保，哪有什么真正的闲心去做公益事业？经济学家赵晓提出一个观点：应该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进行“大赦”。具体操作方法是：规定某一个特定的年限，在此之前的事既往不咎；但要做一定的甄别，除非有“重大恶极的罪行”需要坚持追查到底，其它“小毛病”不再追究。这样，方可让企业家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而柳传志为这个“大赦”划分了时间界线，即中国加入WTO前后，建议之前的全部清零了事。
当然，此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丧失了公平的基础上，对穷人阶层已经剥夺掉的利益的公然漠视。目前社会已经呈现出“恶性社会”的征兆——在富人们眼里，自己的施恩行为却并没有招来穷人们多少喝彩声，善举没有得到善报；而在穷人们的心头，这些贪官奸商们掠夺了社会的财富，恶行却没得到恶报。在“恶性社会”里，因果不再循环，各个阶层情绪对立并渐成死敌。但社会必须前行，“死扣”必须解开，所以不妨让企业家阶层先从原罪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从心理上释压、从制度上促进、从舆论上引导，让他们安心生产，并有剩余的勇气、力气和兴趣多做回报社会的事情。
中国的第一大问题是人太多，第二大问题是穷人太多。这么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么多的下岗职工、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力，所以企业家们不妨以消化这些剩余劳力为自己首要的社会责任。
“在巨富中死去是耻辱的。”美国“公益之父”安德鲁。卡内基在临死之前如此告诫富人们。其实这句话并不尽然，必须得加一个前提——在穷人们怨恨的目光中死去的富人们，才是可耻的；如果举国皆是中产阶级的欢歌笑语，那富人们逝去后定会荣光备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