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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校众多,却无法产生像斯坦福那样的创新型大学,无法形成像硅谷那样围绕斯坦福大学而孵化出来的高附加值产业群
11月,秋天的武汉已有些凉意,80多岁的波音公司前总工程师田长焯从美国回到武汉,参加首届田长霖国际论坛。这个为纪念其弟田长霖---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及亚裔大学校长的论坛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也成为在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东湖高新区内的一次人才盛会。
高端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和紧缺资源,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发展常常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在全球对高端人才的争夺和利用中,地方怎样搭建更高端的招才引智平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课题。
田长霖效应表明,招才引智应不拘一格
虽然田长霖已去世近8年,但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艺术与自然学院院士钱煦,美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大学终身教授陈刚,美国百人会理事曾宪章,美国汉鼎亚太风投董事长徐大麟,台湾工研院院长、经策会董事长史钦泰,北京大学前校长、中科院院士陈佳洱等一批杰出的领军人士人仍在其号召力下,赶赴武汉参加首届田长霖论坛。
田长霖(1935年至2002年),祖籍武汉黄陂,在中国武汉、上海等地生活过,1949年赴台湾,50年代赴美留学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年仅40岁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成为美国乃至世界传热学的掌门人。1990年7月,他冲破美国社会限制少数族裔的“玻璃天花板”,成为伯克利加州大学122年历史上、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裔及亚裔大学校长,并开创了多项美国高校乃至世界高校的纪录。七年后他离任时,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致意,称他“无疑是一名当之无愧的领袖与导师”。
田长霖在全球都有广泛的影响力。其学生有“田氏兵团”的美誉,不少已成为大学著名教授。他是我国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和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首位主席,也是位于故乡武汉的中国光谷的首席顾问。他在武汉大学对人才培养的演讲开拓了许多人的思路。他说:“大学应走‘社会环境化’之路,不应固守在象牙塔中,与周边社会经济建设、人才培养实行双挂钩。仅以伯克利加州大学为例,它有3000多个农业科技推广站分布在加州。每年学校要培养900个博士生,其中许多人都为加州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学校每年10亿美元的办公费,有六成来自加州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回报。我希望国内像武汉大学这样的名牌学府,应为学校周边的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只有这样,才能为学校的发展赢得更多的动力。”
田长霖的论坛能邀请到这么多的知名人物,不能不说是武汉东湖高新区和田长霖名人效应的集合。北京大学前校长陈佳洱是田长霖的中学同学,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也认他为师长。他的同学、友人、学生在其祖籍地以对地方建设献计献策的方式来纪念他,为我国引才引智创造了新的模式。
田长霖的哥哥田长焯说,此次田长霖论坛开得非常成功,准备长期办下去,主要是想促进中美之间的文化科技交流,同时吸引海外优秀研发团队落户光谷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高武汉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目前,以田长焯为首的田氏家族及田长霖生前好友、门生等仍秉承其遗志,继续“科学报国”之行动。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玉山科技协会创办“田长霖讲座”至今已5年,正逐渐成为在全球华人中影响深远的重要科技活动。
人才特区,人才争夺的新关键词
继“经济特区”、“国家开发区”建设热潮后,我国近年来出现人才特区建设热。有的投入奖金引进人才,有的设立人才发展专项基金,有的按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对高层次人才进次项目资助或各种奖励。在特区里,建有包括工作、研发、生活、休闲等一整套设施和环境。
作为首批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和全国第一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东湖高新区不光是利用已故田长霖先生的影响力,从2009年开始,大力度进行人才特区建设。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吸引人才参与建设。
这些政策包括:设立专门的服务机构,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主动提供工作调动、户口迁转、签证办理、工商注册等全方位服务。探索试行人才居住证制度,为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提供户籍居民同等待遇。建立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绿色通道。解决子女入学和家属安置问题,配偶暂时没安置的,给予一定生活补贴;实施购租房安家补贴;对高层次人才实行政府投保的高级专家医疗保险制度;探索以年薪制、股权期权制、企业年金等为核心的多元化分配体系等。
据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人才办介绍,自2009年建设“人才特区”以来,共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1000多人,吸引1万多名各类人才,创办公司1900多家。截至目前,东湖高新区共投入人才特区建设资金达2.4亿元,其中对人才项目予以无偿资助2.22亿元。
据介绍,针对引进海外高级人才的国家“千人计划”,武汉“3551人才计划”是土特产。其主要内容是:力争在3年时间内,在光电子信息、生物、新能源、环保、消费电子等5大产业,引进和培养50名左右掌握国际领先技术、引领产业发展的科技领军人才,1000名左右在新兴产业领域内从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高层次人才。
据悉,目前已有177位入选武汉人才特区的“3551人才计划”的高层次人才,掌握的高新技术涵盖了光电子信息、生物、新能源、环保、消费类电子、现代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东湖高新区主导产业及其他新型战略产业。这些人大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海外大公司工作背景,85%具有海外背景,80%具有博士学位。其中不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毕业的博士以及在美国上市公司担任总裁、总经理、首席科学家等重要职位的高层次人才。
辜胜阻说,目前,我国经济进入世界前列主要依赖的不是人才与知识经济,而是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高投资的基础建设以及带来高能源消耗与高环境污染的低端制造业,“中国制造”难以为继。后经济危机时代催生“中国创造”,也孕育着人才发展的巨大机遇。他说:“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催生强烈的人才需求与人才发展。”
人才竞争应首重环境建设
美国自己的教育机构只能满足其高科技人才需求的1/3,每年引进的科技人才超过20万人。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每年国庆讲话主题之一就是人才引进,他认为,“从全世界搜罗人才对新加坡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面对挑战,新加坡将成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无足轻重的城市。”
在全球争夺高级人才的“硝烟”中,2008年以来,我国组织实施“千人计划”等措施,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目前,已分4批引进了825名海外高层次人才,设立了67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千人计划”也带动地方、部门引才工作的开展,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引进海外人才体系。
为何美国、新加坡等在全球人才角逐中优势强劲?据专家分析:在美国,高科技人才的收入可以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几十倍,美国公司普遍设有名目繁多的奖励项目,包括:奖金、利润分成、收益分成等。而且,美国拥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退休金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再加上比较成熟的住房市场,可确保移民美国者生活无忧。这种安定的生活对许多科技移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约25%的外国留学生学成后定居美国,被纳入美国国家人才库;在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中,外来人士约占1/5;在美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3出生在国外。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但由于市场完善,人才供求的双方能够在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吸引、整合、推进之下,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进行双向选择,实现人才要素与其他要素的最佳组合,使各类人才总体朝着自身贡献最大增值的方向流动。
反观我国,一些科技高端人才因环境问题出国镀金,一些人才培养大省因为环境方面的问题成为流出大省。以科教大省湖北为例,湖北境内科研院校林立的湖北人才总量持续稳步增长,但从近年的统计看,在武汉百万左右的高校毕业生中,每年只有1%的博士生、4%的硕士生和11%的本科生留在武汉工作。武汉高校众多,却无法产生像斯坦福那样的创新型大学,无法形成像硅谷那样围绕斯坦福大学而孵化出来的高附加值产业群,这不能不说“一流人才既难引进、又难留住”与人才环境密切相关。
辜胜阻说,人才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人才环境的竞争。良好的社会环境吸引人才、激励人才、造就人才,不好的社会环境压抑人才、埋没人才,甚至摧残人才。要坚持用事业聚才育才,针对各类人才成长特点,提供干事创业、发挥作用的平台,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