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杰出的50位CEO

　　短视思维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困境。对于董事会、公司高管和投资者来说,都希望用较长期限来考量CEO的业绩。多长才是“长期”?高管薪酬计划大多把“长期”定义为3年,但我们认为,CEO在整个任期内的业绩才是对其领导力的真正考验。

　　本次调查面向大型上市公司的CEO,对其整个任期间的业绩进行评价,评选出全球最杰出CEO榜单。对于那些任期尚未结束的CEO,我们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30日。我们一共收集了全球近2000名CEO的资料数据。

　　美国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荣登榜首,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在这份榜单上,我们也看到一些相对比较陌生的面孔,而一些耳熟能详的人物却没能进入前50名,甚至连前100名或前200名都难觅他们的身影。事实上,这个榜单与全球最受尊敬CEO排行榜以及CEO薪酬排行榜均有很大的不同。

　　在影响排名的各项因素中,人们可能认为环境因素非常重要,但我们发现,上榜人员来自五洲四海、各行各业。而CEO的背景经历以及接任时的公司状况,确实对其排名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分析数据时,我们把行业、国别和经济周期等因素排除在外,重点考虑CEO在公司业绩变动中的作用。这让我们认识到以一个客观和长远的视角来评估CEO绩效、搜罗CEO人选和制定接班人计划的重要性。

　　如何评估业绩?

　　为了得到这份榜单,我们对1997年后“标准普尔全球1200指数”和“标准普尔金砖四国40指数”的所有成分股企业的CEO进行了调研。鉴于新兴经济体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把来自巴西、俄国、印度和中国的企业也纳入了研究范围。

　　此次评选的CEO在上任时间上不得早于1995年1月,也不得晚于2007年12月。这就是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都不在评选之列的一个原因。他们的上任时间均早于1995年。如果他们也被考虑在内,势必也会有亮丽的表现。

　　共有1999名CEO进入初选名单,其中,截至调查结束有731人仍然在职,来自48个国家,其就职的上市公司总部分别位于33个国家。CEO上任时的平均年龄为52岁,在任CEO的平均任期为6年。其中女性只占1.5%,效力于非原籍国公司的人数也只占15%。由此看来,CEO就业市场的全球化程度还比较低。

　　接下来,让我们以股东回报率为衡量指标,看看哪些CEO把企业打造成了其所在国家、所在行业的佼佼者。我们的评比标准包括:任职期间的公司市值变动、经不同国家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以及经不同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当然,股东回报率并不是唯一的业绩评估标准,因为它忽略了公司为广大利益相关者所做的贡献,但却是衡量上市公司CEO的一个重要标准,并适用于所有的候选对象。

　　杰出CEO到底有多杰出?

　　作为一名领袖,你必须创造出卓越的业绩,才能跻身全球最杰出CEO排行榜的前50个席位。这50名CEO在任期内平均实现了997%的股东总回报率(已扣除汇率影响)。这也就意味着年复合回报率高达32%,经不同行业和不同国家调整后的年回报率分别为30%和29%,股东财富平均增加了468亿美元(已扣除通胀、股息、股票回购和新股发行的影响)。

　　在这1999名CEO中,排名最靠后的50名CEO又表现如何呢?他们在任期内平均实现了-70%的股东总回报率,年回报率为-20%,股东财富损失了183亿美元。

　　在该排行榜上,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以3188%的经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即30%的年复合收益率)拔得头筹。1997年,史蒂夫·乔布斯重新执掌当时已深陷困境的苹果公司,并在1997年至2009年9月期间,使公司市值增加了1 500亿美元。

　　排名第二的是韩国三星电子1996～2008年的CEO尹钟龙(Yun Jong-Yong),他是一位很少出现在聚光灯下的领袖。在他的任期内,三星电子成功地从一家内存芯片和仿制品生产商,转型为一家生产高档手机等数码产品的创新企业,股东财富增加了1 270亿美元,经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高达1 458%。

　　尹钟龙也是任期已经结束的CEO中表现最为优异的一位。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的业绩已经是板上钉钉。然而,那些任期尚未结束的CEO则必须提高警惕,因为他们的业绩也许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排名第六的约翰·马丁(John Martin)也是一位相当低调的领袖。他从1996年开始执掌吉里德科技公司(Gilead Sciences)—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的生物医药公司。在他的任期内,经行业调整后的股东总回报率高达2 054%,相当于26%的年回报率。作为一名低调的领袖,他始终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救命药品,并主持开发了每日仅需服用一片的抗艾滋药品,还有抗病毒药达菲。

　　杰出与薪酬关系不大

　　我们感兴趣的一点是,与其他CEO排行榜相比,我们的上榜名单到底有何不同?以《巴伦周刊》(Barron)评选出的2009年度“全球30位最受尊敬CEO”为例。这是该刊的编辑在访谈了多位投资人、分析家和高管之后评选出来的榜单。只有5位高管同时出现在了《巴伦周刊》的榜单和我们的全球30大最杰出CEO榜单里,他们分别是: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思科公司的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孟山都公司的休·格兰特以及乐购集团的特里·利亚(Terry Leahy)。而《巴伦周刊》榜单上最受尊敬的CEO大多没能进入我们的前50名乃至前200名,如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任天堂的岩田聪、IBM的萨姆·帕尔米萨诺(Sam Palmisano)和埃克森美孚的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 还有一些知名CEO也名落孙山,如雷诺日产集团的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菲亚特的塞尔吉奥·马尔奇奥尼(Sergio Marchionne)、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John Mack)、通用电气的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诺华制药的丹尼尔·瓦塞拉(Daniel Vasella),以及华特迪士尼的罗伯特·伊格尔(Robert Iger)。其实,这些知名CEO也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只是在股东收益率方面,他们的表现并不抢眼。

　　如果和美国的CEO薪酬排行榜相比,我们的前50名榜单则有着天壤之别。考察时间的不同也许是原因所在,我们着眼的是CEO的长期表现,而一些榜单却单单考虑CEO的年薪。2008年,美联社对标准普尔500公司进行了一项CEO薪酬排名,有趣的是,其中的前10名上榜者却无一出现在我们的前50名榜单上。

　　然而,倘若把薪酬的考察期延长,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福布斯》杂志根据CEO在2003～2008年间的薪酬对其进行了排名,在前50名上榜者中,有5人也出现在了我们的前50名榜单上。其中包括位居薪酬排行榜第三位的史蒂夫·乔布斯,以及位居薪酬排行榜第六位和最杰出CEO排行榜第四位的约翰·钱伯斯。但总体来说,最受尊敬CEO排行榜以及CEO薪酬排行榜均与我们的前50名乃至前200名榜单无太大相似之处。

　　优秀业绩的背后原因

　　如果你是一位新上任的CEO, 上任时的公司状况或者你的自身背景会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你的名次?通过分析,我们找出了其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尽管可能并不全面,但我们相信,这将为当前的争论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国别与行业 从我们的榜单上一眼就能看出,上榜者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在前50名榜单上,来自美国公司的CEO占据了19个席位(38%)。对此我们并不感到诧异,因为调查的1999名CEO有42%来自美国企业。前50名上榜者一共来自16个国家,而前200名上榜者则来自25个国家。最杰出CEO人选并没有特别集中于自由市场或新兴市场。在我们的榜单上,由国别引起的业绩差异实际上只占到了8%。

　　尽管榜单上呈现出了一些行业集聚现象,但仅有11%的业绩差异是由行业引起的。前200名上榜者主要集中于能源、电信、医疗器材、医疗服务和零售行业。在我们研究的1999名CEO中,仅有4%来自能源行业,但却在前200名榜单上占据了12%的席位。能源行业的这种现象也许不足为奇,但其他一些低增长行业,如零售业,却也显现出了同样的特点。这就表明,即使没有处在一个兴盛的行业,CEO仍然可能取得卓越的业绩。

　　尽管前10名上榜者中有6人都来自IT行业或互联网相关企业(如苹果公司、三星、思科、亚马逊、eBay和谷歌),但这类高科技公司在前200名榜单上却并不普遍。不出所料,许多来自汽车和媒体行业的CEO都只能排在垫底的位置,然而,也有一些来自汽车板块的CEO脱颖而出。排名第29位的现代汽车CEO郑梦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遗憾的是,2007年他因挪用公款被提起公诉。法院判处郑梦九缓刑,以使他能继续领导现代汽车)。

　　内部人员更优异 究竟是“空降兵”还是内部提拔人员更适合担任CEO职位?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传统的观点认为,空降兵更容易推行变革和改善业绩,对业绩不佳的公司来说更是如此。在我们的榜单上位居第十九位的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于1999年从IBM跳槽至当时身陷困境的赛门铁克公司,出任公司的CEO,并在随后的10年任期里把赛门铁克打造成了一家非常成功的企业。

　　哈佛商学院的约瑟夫·鲍尔(Joseph Bower), 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以及其他一些管理学研究人员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从内部提拔人员出任CEO才是更佳的选择,因为空降兵不仅代价不菲,而且缺乏对行业及公司的深入了解,难以使公司实现持久的增长。在我们的榜单上,也不乏在公司内部逐步晋升至CEO职位的例子:尹钟龙从大学毕业后便加入了三星公司,在出任CEO之前,他已经为公司效力了30年;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名列第五位)1981年便加入了他父亲经营的一家纺织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印度信任工业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

　　通过分析这1999名CEO,我们发现,内部提拔人员的表现往往更加优异—平均排名要比“空降兵”高出57个位次。陷入困境的公司往往更倾向于把“空降兵”当作救命稻草。在公司更换CEO人选的前两年里,利润率为-46%或者更低的公司中有37%都选择了聘用“空降兵”来出任CEO;但在我们考察的所有公司里,这一比例仅为21%。在接管业绩不佳公司的CEO中,“空降兵”的表现也略逊一筹。

　　为MBA学位正名 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了MBA。他们认为,商学院助长了贪婪的不良风气,把错误的管理模式传授给了企业高管。那么,MBA学位真的会影响CEO的业绩吗?我们决定对此一探究竟。我们把研究对象确定为总部位于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能够提供可靠的CEO学位信息。通过对这1109名CEO的分析,我们发现MBA毕业生占32%,而他们的平均排名要比非MBA毕业生高出40个位次。即使在深陷危机的金融行业,MBA毕业生的排名也更胜一筹。这些研究结果表明,MBA学位并不会拖累CEO的表现。

　　“烂摊子”更容易出业绩作为一名CEO,是接手一个“烂摊子”,还是接手一个“好摊子”,更容易创造出一流的业绩?很多人认为,只有接手一个“好摊子”,才能百头竿头更进一步。我们发现事实远非如此。那些在上任前的两年里公司业绩表现糟糕的CEO,要比业绩优良公司的CEO在平均排名上高出96个位次。

　　如果把视线投向前任的整个任期,排名差异就会更加显著。我们找到了790家能同时收集到前任和继任者信息的公司,并对其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业绩一流的前任CEO并没给继任者带来什么优势。

　　在我们考察的1999名CEO中,如果前任CEO的排名位居前50%,那么继任者的平均排名要比其他继任者低583个位次。举例来说,约翰·鲍默(John Bowmer)在我们的榜单上位居第143位,他在1996～2002年期间成功执掌了瑞士艺珂公司(Adecco)—全球最大的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但他的继任者杰罗姆·凯勒(Jerome Caille)却让投资者大失所望,仅仅3年便被炒了鱿鱼,在榜单上只能处于垫底的位置。总的来说,在我们的榜单上,几乎没有前任和继任者均名列前茅的情形出现。也就是说,接手一个“烂摊子”更容易做出成绩。

　　金牌标准

　　由于企业难以保持长久的成功,因此,把CEO任期结束后的公司业绩也考虑在内可能才是最佳的选择。然而,大多数评选标准并没有考虑CEO离职后的公司业绩,我们的标准也不例外。那么,什么榜单才最为理想呢?我们认为,只有那些在任期内及任期后公司表现都同样优异的CEO才能入选。为此,我们从数据库里抽取了离职已满3年的CEO数据,总共有803人符合要求。随后,我们以CEO任期内及离职后3年里的公司业绩为指标,对这些CEO进行了排名(见排行榜:“卸任后公司表现依旧优异的CEO”)。

　　尽管CEO排行榜已经是遍地开花,但它们并没能真正改善人们对成功领导力的了解。只有通过分析CEO任期内及任期后的公司业绩,才能逐步领悟到伟大领导力的真谛。我们相信,当把视线投得更远时,我们将看得更加清楚和准确。

　　(作者 莫滕·汉森(Morten T. Hansen) 等,原文见《中欧商业评论》2010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