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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代蓝领农民工生存状态纪实

   日期:2010-06-19     来源:盈泽人力资源网|www.ChinaHRP.com    浏览:392    评论:0    
  对中国新一代蓝领农民工来说,现实与人生目标之间的鸿沟正越 拉越大。他们不明白为何自己推动了繁荣,却反过头来难以分享这其中的福祉。而这正是他们看上去不安于现状的根源。

  文|CBN记者 张轶骞 李娜 郭颖哲

  太阳照常升起,根本不容再多想些什么,日子都没有什么不同。

  广东从化,5月初的一天,上午8点,镇泰玩具厂的卢冠华已经比其他工人早几分钟来到车间,巡视一遍自己负责的一条拉(生产线)。每天这个时候工 厂都会准时响起尖锐的上工铃声,而33岁的卢冠华所在的拉主要是为电动玩具做电路板,她是这个厂的资深拉长,一次要管好几十人(闲时20人到30人,最忙 的6月份一条拉有40多人)。她早起之后,总会想起自己的孩子,不过好在孩子早被送到父母那里去照顾了。

  离从化不远的佛山,铃声上午6点55分在车间和厂区广播里同时响起,谭浪和王诚飞换上了组装科无尘车间雪白的工作服,来接替昨天上夜班的工友。 车间里响起一片湖南、四川话,间或还有人精通两种方言,把两种方言混到一起说。

  每天第一次铃响,意味着“一勤”(第一轮倒班工人的称呼)的开工,在南海本田零部件厂这意味着一天生产的开始。组装科两条生产线每天都要生产 1800台以上全自动变速箱,才能满足供应本田在中国的4家整车组装工厂。

  从早上6点55分开始到下午15点40分结束,谭浪和王诚飞每天在本田自动变速箱生产线上日复一日不停地放零件、拧螺丝。

  同样的一天,北京,上午7点30分,打卡机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鲁宁如释重负地揉着眼睛来到诺基亚工厂休息区,在手机和闹钟的双面夹击下,他总算 及时醒了过来,及时赶到了公司。

  由于从床上翻下来抓起衣服就跑,没吃早饭的鲁宁越看线长的圆脸越像山东大饼。线长显然这天精神也不好,在扫视一圈看到自己的10来个兵都齐了之 后,掏出工作簿开始例行公事,他的三段论依然是“一、今天要完成多少工作,我们要加油;二、昨天的产品遭到客户投诉,我们要改进;三、N97的摄像头装歪 了,装配不要出差错”。

  中国之所以让人望而生畏,原因之一是曾经有看似取之不竭同时又物美价廉的蓝领工人,他们思想保守,工作勤奋,所求不多,能将在大城市打工攒下的 微薄薪水带回老家已足够让他们知足。考虑到这份薪水可能只有发达国家同行业工人的不到1/10,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总是会被称为“世界工厂”,在这里 大公司更喜欢用密集的人工而不是自动化生产线,因为前者算起来更经济。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新一代的蓝领工人已经有了新的变化。鲁宁睡眼惺忪是因为和女友用QQ一直聊天到凌晨2点,谭浪和王诚飞的理想(绝非 幻想)是开宝马和成为受人尊敬的商人,卢冠华已经打定主意让自己的孩子以后离工厂越远越好。如果大公司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认为这些细微却又深刻的变化无关痛 痒,仍然把蓝领工人当成只会自己走动的机器,将免不了要吃苦头,因为机器不会去想为什么自己买不起自己做出来的手机,更不会突然有朝一日在心里冒出个念 头:Who am I ?

  2006年11月,20岁的谭浪和王诚飞从长沙一所技校毕业。谭浪的理想是养家糊口,有房有车,汽车最好是宝马。王诚飞的理想是做一个受人尊敬 的商人。在中介和老乡的介绍下,2007年11月,谭浪和王诚飞等一帮老乡从东风本田的广州组装厂跳槽到了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厂。“当时考虑到这是家独资 工厂,而且技术要求较高,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收入。”

  这家主要生产变速箱的本田核心配套厂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2007年3月8日正式启用,主要进行自动变速箱、传动轴的加工和装配,是继美国 俄亥俄州、乔治亚州和印度尼西亚之后,本田在海外建立的第四家可全工序生产自动变速箱的独资工厂。本田在华组装汽车所需的80%的传动装置配件都由佛山这 家发动机配件生产厂供应。

  “日本人”是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厂工人对工厂管理者的代称,工人与管理者的关系谈不上融洽。这家工厂科级以上管理人员和主要技术岗位全部都是由 本田总社从日本选派。

  按照国内本田四家组装厂的需求,这家工厂两条主要的自动变速箱生产线每天要完成本田1800台以上的库存需求,45秒至60秒完成一台全自动变 速箱组装,这两条生产线上的工人们都要用尽全力统一节奏,跟上流水线的速度。

  谭浪和王诚飞所在组装科是南海本田零部件厂的心脏,变速箱从零件到成品就是在这两条流水线完成最后组装,组装科大约有400多人,占整个工厂近 1/4,是对工人技术水平要求最高的车间之一。

  生产线上基本没有什么高科技的机器设备,工作也比较辛苦,但工厂各项福利劳保制度还算正常,虽然存不到什么钱,刚到工厂第一年时谭浪还对本田 “Power of Dream”的口号深感认同。“刚开始的时候上零件上得手都会抽筋,后来就麻木了,我们就当自己是世界500强的智能机器人(41.530,-4.61,-9.99%)。”

  每当车间和厂区广播的铃声再一次响起,就是工人们最兴奋和忙乱的时候,日方对换班有着严格的管理要求,工人们必须在20分钟内从车间全部集中到 厂门口通勤车上。在铃响后的这20分钟内,几百人必须在休息区脱下无尘衣帽并整理好工具,换上自己日常衣服,然后跑步到厂门口。

  类似谭浪和王诚飞这样的工人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制造业发达的东南沿海。2009年8月,不满20岁的鲁宁入职北京诺基亚配套工厂,如同《摩登时 代》里的卓别林,鲁宁在北京的七个月打工生涯,基本就是在拧各种大小的螺丝中度过。鲁宁就职的诺基亚配套工厂在北京东南五环的亦庄经济开发区,这里聚集着 几十家知名工厂,上下班交错式汇聚成的人流看上去很热闹,就像一个城镇的市集。

  在鲁宁这一代工人出生之前,诺基亚就来到了中国。像许多跨国公司一样,诺基亚将中国视为一个充满机遇和发展潜力的巨大市场,也是最重要的制造基 地。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诺基亚唯一在一个国家建立两大移动电话生产基地的地方。

  诺基亚中国园、诺基亚北京工厂和20多家供应商都位于星网工业园,相互距离在1公里之内,大幅减低了物流运输成本,星网也因此成为诺基亚全球最 高效的供应链之一,这是诺基亚在中国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鲁宁就在这个庞大的生产基地中的一条最微小的生产线单位上每天辛勤工作,他不知道也没有时间关心自己和这家工厂在诺基亚全球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鲁宁所在的线有20多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流水线上不断流过的手机安上摄像头和各种螺丝。这家工厂是手机巨头诺基亚在中国最重要的配套工厂,一些旗舰产 品如N97和5800XpressMusic等核心组装工序都在这里完成。

  鲁宁一直很喜欢N97的款式,每天看到不同颜色的N97从自己手下流过,但却从来没有用它打过一次电话。鲁宁一直渴望拥有一部金色的特别款,每 回生产线上流过金色特别款的时候,他都会操作得非常仔细。但这对于他每月只有978.77元的收入来说,是一个不能负担的奢侈品。

  只有在一年一度的员工年会幸运大抽奖上,鲁宁说他才能有机会得到这部市价3000元左右的手机。在小鲁所属的工厂里,有8000名像他一样的工 人。“我们去年有20个工友可以抽到这部手机,但我不是那些幸运儿。”

  虽然辛苦,但包括鲁宁在内的大多数在工厂里的工人都愿意加班,不加班就没有盼头。开工的时候才会有餐补,每个月都会打到工人的工资卡上,每人 20元/天,相较于其他工厂,诺基亚的食堂算是品类丰富的,可以选中餐或者西餐,有油条也有烤面包。

  但当订单比较少的时候,申请加班成为一件难事,如果没有加班,工人们一个月只能拿800元,不包吃的情况下几乎剩不了多少。“上夜班补助也是每 天20元,但这绝对是一种考验,上了班就像是流水线上的机器人。”鲁宁说有时候工友之间也会开玩笑说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鬼。

  对谭浪和王诚飞来说,铃声不仅仅意味着上岗和换班,响铃的次数还意味着他们可以估算自己的收入。

  王诚飞一直是个精打细算的细心人,他知道在换班的铃声平均响过25次后,他将拿到本田为他核定的本田I-3级工资。

  本田I-3级工资相当于基本工资(729)+职能工资(340)+全勤补贴(100)+生活补贴(65)+住房补贴(250)+交通补贴 (80)-养老保险(132)-医疗保险(41)-住房公积金(126),王诚飞最后到手的工资有1264.5元。

  如果一个月中换班的铃声少响一次,王诚飞将失去全勤补贴,损失1264.5元其中近1/10的收入。如同工资条一样,他也有自己一张清楚的账 单,每月工资一到手就能算出自己会有哪些固定支出。

  计算的结果代表王诚飞每月可能存下的积蓄少得可怜,除去房租(250元)、吃饭(300元)、电话费(100元)、水电、交通等日用开支 (200元)、上网费(30元)等必要开支,他只剩不到400元钱。

  镇泰玩具厂的卢冠华也可以根据铃声估计自己的收入,她主要负责一条流水线的物料、分工跟协作,底薪是1000元,比普通工人高200元,加班费 是8.2元每小时,由于每个月加班时间很长,所以加班费的收入跟底薪差不多,没有任何保险、全勤奖以及其他任何收入。这样一个月铃声听下来,她的收入是 1800元左右。卢冠华的丈夫跟她收入差不多,她虽然对工作非常不满,但并不想抛弃这份工资。“我对生活的要求已经很低了,开心的事无非就是今天顺利听到 工厂放工的铃声。”

  这样的工资水平,很难说能给数量庞大的蓝领工人们在生活上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可能只比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稍高一点点。

  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翰威特2009年的一份普工、技术工人薪酬福利调研显示,从初级普工收入情况来看,以深圳为例,2008年深圳关内的年基本工 资市场中位值为1.2万元,即月薪1000元,刚好是深圳市2008年最低工资标准线。而回顾2007年的数据,深圳关内的年基本工资市场中位值为 9720,即月薪810,也刚好是2007年深圳关内最低工资标准。这组数字意味着大部分的企业在起薪方面都是遵从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

  制造业蓝领农民工的水平可能一直都不高,但现在这个人群的主力已经不是当初那帮老实巴交的农民了。翰威特综合其2007年及2008年珠三角工 人薪酬福利研究的数据指出,目前在珠三角打工的工人低龄化趋势明显,16岁到20岁的占到20%,21岁到25岁的占到37.4%,与1980年 代,1990年代外出打工的工人相比,这些工人显然有别于他们的父辈,除了赚钱外,他们对生活显然有着更高的诉求。从教育背景来看,超过50%的工人受过 高中或技校的教育,其中约有11%的技术工人获得大专或本科学历。

  另一家权威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美世也在其2010年华南蓝领人力资源实践调研报告中称,随着第一代外来工退出劳动力大军回到家乡,现在出生于 1980年代、1990年代的新一代外来工早已与上一辈“挣钱回家乡”的“归根落叶”愿望相去甚远。新生代外来工学历较上一辈普遍提高,这一群体的价值取 向也在不断改变。

  科尔尼咨询公司董事戴加辉博士称,这些工人大多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并没有经历过他们父辈的生活,也只知道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现实。其次是 信息发达,即便在农村,也能通过媒体和网络知道外界的信息,这让他们的心态和父辈有很大不同。他能接受的生活目标改变了,他需要有更好的生活方式,对不公 平、不正当的待遇也更敏感。

  美世咨询对来自四川、湖南、安徽、广西等地的300多位外来工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访谈中,许多新一代工人表示,他们带着“看看外面世界”的梦 想和对未来的憧憬,来到了他们听说的“精彩和充满希望的世界”,走进了工厂;每天机械化的工作、长时间劳动但得到的微薄收入,使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不断被磨 损,继而失望。一位90后的离职女工表示“要离开工厂,追求自己的快乐”。

  在实现这些美好的愿望之前,这些工人得先想办法养活自己和家人,不过这看上去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香港《文汇报》的报道称,内地的一些生活必需 品正在涨价。标准棉价格已从今年2月的每吨不到1.5万元上涨至5月的每吨逾1.7万元,而去年初每吨标准棉的价格还不足1.1万元,累计涨幅已经逼近 60%。当前内地商场里的服装品牌价格已普遍上涨10%至15%。

  乳制品价格上涨的苗头也开始显露,近期内地部分卖场收到雅培、多美滋等海外品牌奶粉涨价约一成的提价通知。

  受国际纸浆、甘蔗渣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占内地生活用纸15%市场份额的金红叶纸业有限公司近期已将其产品提价10%。

  食品企业康师傅则称,一季度该集团原材料价格大部分出现双位数升幅,其中方便面主要原料棕榈油成本比去年上涨30%,饮品主要原料糖价较去年同 期上升50%以上。

  一边是连方便面都要涨价,一边是自己梦想的宝马香车,夹在现实与人生目标之间的新一代蓝领工人该如何是好?之前工厂的铃声每响一次,王诚飞就会 算计一遍今天有多少收入。但现实丢给王诚飞的只是一张张银行信用卡账单,到了后来,他发现自己不用计算任何在厂里的收入了。“我们只有靠信用卡来过日子, 这月借,下月还,没有任何储蓄,失去工作就会被银行追债。”

  收入既然不能满足,城市更多是打开一个窗口,但看到的东西却离得很远。谭浪和王诚飞每天都要坐一个小时左右的通勤车从广州郊区赶到佛山工厂。偶 尔会看到宝马车擦肩而过,但却越来越远。虽然本田厂里也有宿舍,但加上电费等各种费用平摊算下来每个月要400多块钱,这是他们无法负担的奢侈住宅,他们 只有选择住在离工厂50多公里外的广州城中村。

  在北京诺基亚工厂的鲁宁不需要为了上班长途跋涉,每次下班打卡声响起就意味着可以躲到自己的小公寓上网放松一下。在没有开工的日子,鲁宁几乎从 不出去,唯一的活动就是上网和工友打打牌。

  除了每个月220元的房租,20元的电话套餐费,30元的上网平摊费,300元的伙食费外,鲁宁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花费,但这时候到诺基亚工厂 已经7个月的他,工资卡上只积攒了1000多块钱。“出去就是花钱,上网是我想到最便宜的消遣方式了。”

  到北京快一年了,鲁宁只和亲戚一起去过一次清华大学,回来的感受是那里附近有北京著名的烤鸭店全聚德(28.60,-0.66,-2.26%),还有很多高科技大厦。北京对他来说只是不到15平米的蚁居和到工厂30分钟公 交车外的风景。

  为了节省话费,鲁宁每周都会给家里打个简短的电话,报个平安。他还清楚地记得十年前一个亲戚从广州第一次寄回1200元工资时家里人欢欣鼓舞的 场面。

  “2000年,10斤面粉8块多,现在是20元。”在电话中,鲁宁经常听到父母这样抱怨山东当地的物价。10年过去了,鲁宁觉得自己的工资还不 如当年叔父辈打工的收入高,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一点价值和成就感,在他的眼中北京并不是叔父辈口中“比广州挣钱多,还离家近的挣钱如流水的地方”。

  现在,鲁宁已经不用再每天听到打卡声了,他离开了诺基亚,成为了一名房产中介。虽然房产市场开始不景气,房产中介的名声也不算太好,但他现在几 乎能拿到接近3000元的工资(底薪1000元+租赁提成),这显然能解决更多实际问题。

  谭浪和王诚飞也想改变现状,不过他们想不出什么循序渐进的办法。5月17日,早晨8点,有人按下了生产线上的急停按钮,铃声大作,他俩放下了手 里的工作走向休息区,这次铃响之后,谭浪再也没有返回这个工作岗位。经过不寻常的两个礼拜之后,6月2日,王诚飞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那条生产线。为了能让他 这样的人安心干活,工厂将会给他们涨24%左右的工资,这样,王诚飞以后每月可以多攒300多块钱了。

  (文中卢冠华、鲁宁、谭浪、王诚飞为化名)

  本刊记者杨樱、宁华、王泓超、刘翔、商勤硕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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