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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2009034期封面
财富接班人
他们的名片上,往往印着父辈企业高管或当家人的头衔。但事实上,他们的脸庞,还有尚未褪去的青涩。
新陈代谢,无从更改。中国的“富二代”,正在走向他们的宿命——他们将接过父(母)辈的财富与权杖,走上前台。
可以预见的是,在接下来的5至10年间,这样的“朝代更替”将会大范围地密集上演。中国历经千年的“子承父业”伦理作为维系,中国民间大规模的财富交接,正依赖这种最为古老的血缘传承得以完成。
这群今天以钦佩眼神看着父(母)辈运筹帷幄的年轻人,将成为未来中国民营企业财富的实际掌握者。
这群含着金匙出生的家族企业继承人,他们成长于怎样的环境?有着怎样的性格特质?他们如何看待父(母)辈创造的财富与权力?他们是勇敢地扛下接班大业,还是安逸地躺在父(母)辈创造的金银山中,做闲散的纨绔?最重要的是,他们如何认识自我与他们所要承载的社会责任?
在不可推卸的家族企业承继中,他们是慎重地让个体服从于全局、墨守父辈商业成规,还是勇于掌握变迁、挑战传统?对待个人命运,他们是安守井然有序的幸福常规,还是走上尊重自我意愿、甚至有可能被看作不羁的旅途?这群人中,会不会走出未来的王石、今后的马云?他们之中,会不会有《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
这是一些依然有待时间去证明的命题。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富二代”,已经在进行他们青春期的创业探索。这个群体,在未来很可能会成为解读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典型读本。读懂他们,有助于把握未来。
(贺莉丹)
“富二代”:另一种生活
对于将执掌未来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这群人而言,他们如何看待父辈财富?他们如何认识自己与他们所处的这个社会?
撰稿·贺莉丹(记者)
中国年轻的“富二代”,正在默默走向他们的“即位”之路。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因自己必须背负的庞大家业而深感如履薄冰,也因为在现代商业竞争中,自己过于年轻的容颜而深感不安。种种难与外人言传的感受,或许正是成为某种强大、独立力量所要经历的必然过渡。
在这个被财经节目主持人袁岳称为“富二代”精英组织的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简称“接力中国”)中的许多“富二代”,他们的父(母)亲,是那些历经艰苦创业的鲜在公众视野前露面的中国亿万富翁。而他们在少年期就已经明白:自己的未来会与其他人不一样。这从他们后来在大学中,清一色地选择的是经济类专业中,就可以瞧出端倪。
一个“富二代”的养成
2000年的平常一天,母亲对18岁的顾明祥说:你去新西兰念书吧。
顾明祥的母亲,于上世纪末在江苏省创办了一家当地颇负盛名的服装生产企业,这位打理这家近500人的家族企业的女性,延续着王永庆式特质:出身寒门,念书不多,白手起家,拥有超越常人的勤勉。
当时,顾明祥已被他所就读的重点中学保送至南京师范大学,这个沉迷于历史书籍、会脱口而出大段《战国策》的少年,长于农村,从小自律甚严,从初一就开始了他的寄宿生涯。在记忆中,中学6年间,母亲只参加过一次他的家长会。
可以说,在高三时,顾明祥的还是想当一名老师。但是他最终还是顺应了母亲的期望,考上奥克兰大学。他最后念的是商业及信息管理,专业是他自己选的。
那时的新西兰,一些中国富家子已经开着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狂飙着青春,但顾明祥的留学生涯与他们截然不同,有点像“苦行僧”:从Home Stay家庭出来,他去租房子,学做一日三餐;去奥克兰市中心的图书馆看书,记下满满的笔记;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北岸校区上课,一路上背日语、韩语、俄语单词,感受到“精神上的愉悦”,他“一定要拿到学位”的决心被苛刻的考试越挫越勇;周末打工,在新西兰最大的市场调查公司TNS担任市场调查员,鼓足勇气挨家挨户敲门,做访谈,直至参与了2004年新西兰社会发展部居民生活状况调查,“问当地人一些很隐私的问题,比如生活习惯、收入状况等等,很有意思”……
顾明祥现实版的生活也是精打细算的,泯然于众人,“汇率低的时候,我一年才花1万美元,包括了生活费加学费”,他比划着,孩子般的得意神采,稍纵即逝。
8年之后,26岁的顾明祥回国,开始协助他的家族企业调整产业布局、整合各地分支机构,并担任家族企业集团总裁。事实上,顾家目前20%的家业在新西兰,完全经由顾明祥创建并打理。
他无疑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我和母亲,我们是always together(永远在一起)。但是,我的书生气可能太重了,所以,我现在是在为我们的企业拓展外部生存空间,不会过多介入家族企业的经营。目前,由我母亲负责企业的财务管理”。
这位众望所归的家族企业“少主”,在炎炎夏日,城中一家花木茂密的咖啡厅,对记者平静地讲述自己的过往,架着一副眼镜的他,穿了一件普通的衬衣,看上去有些腼腆。“现代化企业管理”、“企业文化”这样的字眼,反复出现在这个新西兰与江苏两头奔波的“富二代”口中。
于许多人而言,“富二代”面目模糊,他们活动于一些特定的社交圈,之所以成为焦点,不外乎:年纪轻轻;神秘;万贯家财;财富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他们或许比常人能更早体验到……
“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复杂的,我们也是!”一位“富二代”这样告诉记者。
一个常规“富二代”的成长模本究竟是怎样的?在我们的探究中,大概有这么一些特质是可以总结的:
从呱呱坠地开始,他们早已一切殷实富足,无需为自己的教育、成长等经费烦忧。
许多中国内地家族企业中的“富二代”,他们的童年大多过着一种“放养式”生活,物质上比同龄人优渥。“富二代”幼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接的中国,“富一代”忙于打拼,那些所谓八九岁时就要坐在专设小椅子上,列席父亲的公司董事会的李家“富二代”——李嘉诚创造的这则日后被海外众多富爸爸们膜拜的金科玉律,并未那么及时地被中国内地的“富一代”们采纳。
在我们的访谈中,“富一代”的一些教育思维定势会加之于“富二代”,这涵盖了一条不成文的铁律:作为未来的家业继承人,“富二代”被要求至少得在国内或者国外读一所像样的大学。某种程度上,是为弥补“富一代”在那个蛮荒岁月错失教育机会的心理缺憾。
是的,当这些20多岁的“少主”们不负众望,学成归来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彬彬有礼、低调的姿态,开启自己事业的崭新罗盘,当然,他们的起点高于普通人:
有些马上成为众望所归的“储君”,接受早被安排好的宿命,他们在父辈的企业挂职,或由底层开始锻炼,或直接“空降”高层,总之,在强大的父(母)亲和一堆胸有丘壑的企业“元老”前,他们得展现踌躇满志以及远超实际年龄的成熟老到(这是必需的);有些独立门户,自己创业,或做实业,或拉风投;部分人选择顺应内心那个强大崛起的“自我”,或搞起了文艺,或从事一个自己喜爱、却让外人匪夷所思的大众职业……
顾明祥进入家族企业的步履沉稳,未雨绸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踏实走好每一步”。从2002年假期开始,他每年都在家族企业的工厂实习。2005年年底,担任家族企业人力资源部经理的顾明祥,常常跟工人们同吃同住,打成一片,这段持续半年的生活,让“顾经理”的称呼在这个位于长江之滨的家族企业内部沿用至今。
接力中国
“我们如何在家族企业中承担接力角色?我们如何接好企业转型、发展这一棒?我们如何能发挥一代人的作用?我们希望用群体的力量来发出统一的声音,传递积极、努力、责任的意识,大家可以相互学习,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接力中国。在这个群体当中,你会发现,自己需要不断努力。我们的许多会员后来都跟我说:终于找到组织了!”陈豪说。
陈豪,1982年生人,这个头脑灵活的年轻人,长着一张带喜气的娃娃脸。陈豪是“接力中国”的发起人之一与现任理事长,也当选了新一届的“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委员”。
“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是蛮孤独的”,陈豪说。
经过一年多的运作,2008年5月,接力中国在香港注册成功,目前挂靠在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之下。这个民间组织目前拥有100余名会员,包括:汤臣集团执行董事,28岁的汤子嘉;江南最大的私家园林——静思园总经理,1980年生的陈天红……
“我们的成员都希望自己做点事,也有很大的压力和抱负。花花公子型的‘富二代’,不会来我们这个组织”,接力中国秘书长陈雪频向《新民周刊》记者概括这些“富二代”的相同背景包括:家境优渥,其父(母)辈“富一代”的家族企业资产为几千万元至100亿元不等;大约都为80后,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为人低调,许多人都有在国外求学的经历,目前回到中国,在父(母)辈的企业逐渐开始独当一面或选择自己在外创业;他们都愿意接班,普遍有强烈的责任心……
“接力中国名义上是全国性组织,但实际上长三角的占了超过一半,还有一些人来自台湾、香港、长沙等地。这些所谓的‘富二代’,他们物质上很富有,但都面临着一些相同的困扰和压力,与背景相似的人交往,会让他们感觉自然”,有过丰富财经类媒体从业经验的陈雪频介绍,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截至目前,他们一次性收取5万元会费,作为协会的活动经费,他们会定期对每位成员发布财务状况。对于外界关心的慈善,陈雪频说,他们“还在酝酿中”,“希望尽快能把大家的理念落到实处”。
陈豪强调,接力中国保持着审慎态度,他们从未采取营销的方式去扩大规模,而是依靠最原始的“口口相传”、“人复制人”的方式,不断有新会员加盟。
接力中国的很多会员,目前都在为家族企业的接班大业而努力。就接班议题而言,衍生出来的许多问题,在“富二代”中,是相同的。
比如,大部分年轻的家族企业接班人都会遇到“镇不住场子”的情况,处境比较边缘。“很多企业的老臣就觉得:是我们跟你的父辈把这个企业打造起来,你那时候还在穿开裆裤呢!这种情况在接力中国的会员中,很普遍!”接力中国成员、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说。
这些人拥有着与生俱来的物质上的极大富足,也面临着无从回避的继任压力。记者了解到的,一个最为典型的压力是来自于社会认知层面:他们被认为是含着金匙出生的富家子,如果做好父(母)辈的企业,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做不好,即为败家子。
一位“富二代”对记者称,在接力中国找到了很多有共同语言的朋友,“你跟普通人沟通时,有些东西你没办法说得非常投机,很多时候,你要顾及别人的感受。但在这里,沟通比较顺畅”。
虽然在接力中国的很多会员看来,他们是一个相似背景的同龄人的互助组织,但接力中国后来也被外界称为“富二代俱乐部”。
在陈雪频看来,外界对“富二代”群体的高度敏感与关注,也许会给“富二代”自身带来一种积极力量:首先,他们希望自己有点出息;其次,他们希望能够传承父(母)辈的家族企业,同时解决在该企业任职的员工的生计问题;再次,他们希望能改变公众对他们的眼光,做一些事情,“让别人对他们的印象好点吧”。
在中国公众面对“富二代”的聚焦之下,这群面孔年轻的家族继承人,如缸中之鱼,他们还不太习惯媒体与公众审视的目光。“对媒体报道中的一些字眼,他们会有些敏感”,陈雪频说。
这种小心翼翼或许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其中一部分人走得更远,他们愿意以公开的姿态亮相。这较之他们基本上不同媒体接触的父(母)辈,已是一个长足进步。
当然,一些人也开始希望在这个“小大亨”汇集的组织寻找商业机会。常常有一些看上去拘谨的中年人捧着一些资料在接力中国位于苏州河畔的会所,等着预约这些比他们年轻很多的目标客户。“比如,有些楼盘开发商就希望我们的会员买他们的房子,后来,还真的有人买了”,陈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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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评论分析:
“接力中国”的年轻人。作为一个精英型民间组织,“接力中国”凝聚了一批期望传承家族企业的中国“富二代”
“少主即位”之路
王均瑶“身后”的财产纷争,这则暴露民企传承忧患的案例充分说明:家族企业依赖一个能人传承,风险太大,一旦民营富豪出现任何闪失,其身后围绕产权归属还会衍生出无休止的法律纠葛。
接班,正在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最为严峻的挑战。华尔街电讯(wswire.com)研究表明,全球67%的家族企业都将面临老一辈创业者或守业者对下一代的权力交接问题。在中国,未来5至10年是中国家族企业交接班的关键时期,一批50至60岁的富豪经过20多年的拼争,要逐步将公司移交给自己的子女。这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财富迁移运动,一个全球化的家族“接班时代”已经到来。
5年前,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在选择企业未来接班人的问题上颇费思量,他提议,由原始股东会设立“败家子基金”,以养活那些没有大出息的后代。
在历经多年苦心经营之后,相当数量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深重忧虑——究竟有谁能够接自己的班?
在温州大学城市学院常务副院长、管理学教授谢健的眼中,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民营企业接班的关键时期,他告诉《新民周刊》记者,现在他接触到很多较早去培养子女成为接班人的温州民营企业家,这些人“非常刻意地让子女进入家族企业高层,有的‘富二代’刚刚大学毕业,就已经在做接班的准备工作了。我们很多学生在读书期间也就到他的家族企业里就职,他们的目的性非常明确”。
谢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文化中比较注重“家”的概念,会强调将个人与家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华人家族企业的一个特色;再者,在目前情况下,用职业经理人经营家族企业“难度会非常大”,这是因为,“职业经理人市场、我们的信用机制不健全,导致现在很少有企业用流动性很强的职业经理人,即使用外人,也是用从企业内部慢慢提拔上来的那种人”。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说,“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黯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
“富二代”中,不乏天生的商业奇才,也不缺败家子。然而更多的人只是凡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让他们的父母亲毫无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的确是被一个叫作“命运”的家伙推上了必须接班的道路上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踏上接班之途的董铭就常常有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中所形容的,“被迫成为大人物”的感觉。这位于2003年就进入父亲创办的家族企业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准备接班的年轻人,那年22岁,甫一亮相,就任职副总,如履薄冰。
一些“富二代”,需要面对的是强势的父(母)亲。
当“富一代”的父(母)亲与“富二代”的儿子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我们交流意见时,父亲是不说话的,我看他的神情来判断他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温州长城集团总裁助理、24岁的叶凡说。但是,如果父亲反对呢?“那就先把它埋在心里吧”。
20岁时的顾明祥血气方刚,“那时就是个小孩,自己在国外学到一点东西,回来后老觉得我们家是土枪土炮,管理不规范,母亲就不把我的意见当回事,那时觉得自己不受重视。到后来才觉得母亲那种方法当时是切实可行的”。到2003年,顾明祥就开始认真地在家族企业的工厂实习了,后来他总结,“这是个插曲”。
2006年初,24岁的缪新颖从加拿大留学回国,在家族企业温州新丰集团锻炼了2年多时间,这位家族企业接班人在企业内部推行的包括整肃公司纪律、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系列“新政”,遭遇滑铁卢,最终无法推行下去;他招聘的一批年轻大学生在一年之后也相继离开。
缪新颖的父亲是新丰集团董事长缪存良,缪父认为儿子“太理想化”,这一点,“是他进入公司后的毛病之一”,“他可能觉得公司要像电影、电视里那样一片忙忙碌碌才对。但在我看来,只要你做好本职工作也就可以了。也许他想的那样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在的时候,人是不会让他动的”。
目前,缪新颖在上海筹备自己的公司,主要从事金融和资本运作,“在家族企业里,哪怕是副总,对你也不敢有太高要求。既然这样,还是要到江湖里闯一闯,才能学到更多东西”。如他所言,Still Long Way To Go(路依然漫漫)。
父辈财富有时是枷锁
跟相对传统的父(母)辈不同,一些准备接班的“富二代”往往属于改革的“激进派”,很容易接受新观念。
2008年,赵臻给自己买了一辆保时捷SUV。
这个1987年出生的年轻人,用带着一点小自豪的语调告诉记者,这辆约100万元的保时捷是他“用自己努力赚来的钱买的”。
就在今年,谈一个项目的时候,赵臻刚迈进门,对方那位年逾四十的商人,神情马上产生微妙的转变,“那是俯视,满不在意的眼神”。还有一次,对方在与他有了愉快的交流之后,终于交底,“刚看到你进来的时候,我在想,怎么来了一个小鬼?”
“18岁的外表,38岁的心理”——年仅22岁的赵臻这样形容自己。与赵臻颇为熟识的一批企业家二代有许多都已经30多岁了,而与他在商场上周旋的常是一批中年人士,其中有许多人与他的父亲年龄相当。
年轻的脸孔,显然给他的创业带来诸多不便。
2005年,赵臻考上了南京一所“不怎么好的”大学。在大学里,他感觉到同学们都爱玩,“风气不是很好,而课本上的知识对做企业都不太实用”。进校一两个月,他就产生了强烈的退学念头。
赵臻的父亲,从一个从事电动机生意的小商贩起家,20多年后已经坐拥江苏南京一家业内知名的电机企业,这家被赵臻形容为起源于“家庭式作坊”的企业,目前旗下有500多名员工,年销售额逾3亿元人民币。
高中毕业后,一定要读大学,然后去家族企业接班——这是从小父母亲给赵臻设定的一条“光辉大道”。
但是,在熬了一个学期后,赵臻终于“爆发”了,他决意放弃大学学业。这个决定,被认为是逾越常理,在赵家内部遭遇激烈反对,“跟刚改革开放那时候,有人要下海一样”。赵臻的父亲就属于持坚决反对意见的那一拨,为了儿子的事情,这位45岁的企业家几宿夜不能寐。
让赵臻庆幸的是,他的父亲比较开明,父子俩许多问题都可以协商。
退学后的赵臻,从新华书店买来许多书籍与光碟,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学,清晨7点起床,深夜12点睡觉,除了吃饭就是学习……慢慢地,父母开始认同儿子的执著。
在父亲的电机企业,赵臻呆了半年。那段时间,他没有头衔,工作内容相当于“监事”,就是在厂区里转悠,熟悉企业流程。员工们都知道,这个留着平头、身材瘦削的小年轻儿,是董事长的公子,未来的老板。
“父亲经营企业还是按照他固有的理念,对我来说,在这种固定模式中呆久了,是一种枷锁”,不愿呆在家族企业的赵臻跟父亲说:我现在还很年轻,我的观念是很新的,还处于一个空白期,如果这个时候让我在家族企业工作,就相当于把我关在了笼子里,我进去,就出不来了。
最终,赵臻选定了从事房地产行业。“长大后要做一名房地产商”是赵臻高中时代就有的宿愿。2007年,江苏淮安鑫鼎置业成立,赵臻任副董事长,这家地产公司目前正在江苏涟水县城中心地段进行一项占地8万多平方米的老城区改造项目。父亲给了赵臻在鑫鼎初创时期的一半资金。这一年,赵臻还担任浙江宏盛造船有限公司董事,“我和几个朋友投资了宏盛,我算是他们的股东”。
赵臻也遭遇了人生中的挫折。在去年的时候,他亏了几十万,“这对我在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知道了,一些人是看重利益的”,赵臻感觉这个江湖“水很深”,他常常想到胡适那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为什么要接班?赚钱最终是为了什么?——他们也在思考。
“赚钱是我的手段,不是我的目的。我不要赚很多钱”,赵臻说他的动力是想“体现一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帮助身边更多的人”。
而陈豪的身上,似乎有着天生的商业嗅觉。他的每一步,似乎都踏上了“赛末点”。
在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念书时,陈豪就开始了他创业之路。大一、大二时,陈豪在学校承包了两家店铺,卖文曲星、书、鞋子等学生用品,他做上了“小老板”,抽空就跑到义乌等地去进货,下了课就去巡店……两年下来,他每月有了一笔固定收入。
2003年左右,陈豪发现同是20元的短信套餐,浙江移动推出的一种校园手机卡可以发1000条短信,而上海地区的卡却只能发400条短信。陈豪和几个合作伙伴进了一批浙江移动的手机卡到华东理工大学来卖,每张150元,他们的进价是50元。后来这种卡在上海其他高校竞相流行,陈豪挖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在卖电话卡的时候,陈豪得到了几个客户的反馈称,刚买的新卡里面并没有100元满额,要少一两元。陈豪想把这件事弄清楚,于是查询了一张新卡的扣费情况,结果发现了里面有一种服务每月扣两块,“可是我们刚买卡的时候没有定制任何服务。后来我找到有过业务往来的手机运营商,他们表示卡里的钱不是他们扣的,是SP(Service Provider)服务商扣的”。
当时,正是SP的鼎盛之年,从事SP服务的空中网和掌上灵通相继在纳斯达克上市。陈豪看到其中的商机,决定成立一个SP公司。
SP确实是很赚钱的一行业,在2005年,还是大四学生的陈豪年营业额1000万元,上缴了税费100多万元。“有时早晨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机器开着,屏幕上每秒钟数字都在滚动。我那时想,我连躺着的时候,都在赚钱,觉得很刺激!”在回忆那个淘金的“蛮荒年代”,陈豪眉飞色舞。
那一年,陈豪常常开着他新买的那辆帕萨特,和几个伙伴去吃4元钱一份的炒米线,“仍然感觉很幸福”。
陈豪的父亲,在浙江嘉兴地区拥有一家近500名员工的生产高分子材料的企业。2005年,从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毕业后,陈豪并没有进入父亲的家族企业,他选择与几个朋友在外做风投,“父亲不干涉我,他让我自己去闯。其实创业就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我不是很适合做管理,因为我对细节要求很高;而投资讲究的是判断力,我比较适合”。
对于父亲的产业,陈豪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进行产业升级,因为目前制造业的利润太低,只有5%”。
实际生活中的陈豪们,具备远比大众媒介刻画的脸谱,拥有更为生动的个性。在他们的言谈间,往往会有一个清醒的“自我”,不自觉地跳脱出来。
“他们总喜欢把我讲成他们所设想的那种样子,实际上,我就是我自己”,一位“富二代”有些忿忿不平。这时,你必须承认所有个体的丰富性。就像承认,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对红烧肉的感情
“一个挨过饿的人和一个没有挨过饿的人对一碗红烧肉的感情是迥然不同的”, 在《写给100年后人们的信》中,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这样说。
多位“富二代”表示,当年父母亲那种能吃苦的打拼精神,是他们所不及的。
虽然“富二代”中的许多人强调,他们自己“不会乱花钱”,但他们显然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懂得怎么从物质上不亏待自己。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拥有逾百万元人民币的宝马、奔驰或保时捷。就像记者见到的一位“富二代”,戴香奈儿J12手表,拎Hermes Birkin的包。
在他们看来,这些稀松平常,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感觉自己“的确要用”。恰如亚当·斯密所言,“一个出生在富有家庭的人,即使具有节俭天性,也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要去接纳或体验这些品牌,不是为了去炫富的目的,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才是好的,这样你在做产品、做人各方面都会要求精致”,陈豪说,他在上海的生活“都是靠自己,没有靠过家里”,包括他去年年初添置的那辆100万元的奔驰。
在谈及有关父(母)辈以及自己的产业规模时,许多富二代的态度,低调而审慎。一位“富二代”很少驾驶着她那辆价值130多万保时捷跑车上下班,很多时候,她会让这个拥有鲜亮黄色外壳的家伙,带着她穿行在这个城市灯火阑珊的夜幕中。
在婚姻问题上,这些“太子”、“公主”们的选择范围,事实上,比你我所设想的,要小得多。许多人只是埋头,工作工作工作,业余生活很“宅”,“基本上靠一根网线与外界连接”。他们通常的玩伴,要不是相识多年的发小、同窗,要不就是具备相同背景的“富二代”们,因为这样,安全、轻松,无负担。
这个年代,不乏三姑六婆,殷勤地持着姑娘们、小伙子们的照片探门。此时,“富一代”们已经迫不及待地为他们置办了名车与别墅,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合适的主人。
不管父母是否知晓,实际上,“富二代”中的许多人,已经经历了至少一次的美好恋情。最后过不了父母那一关、劳燕分飞的,当然有。但本刊记者接触中的多位“富二代”往往会在私底下说,当年那场无疾而终的恋情,“不是家庭原因”,或是因为当年太年轻,“思想上还没有准备好”,或是因为“个性不合”。
在寻找人生伴侣的终身大事上,“富二代”显然必须顾及的是父母亲与家族成员的感受。
就在今年,母亲向顾明祥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今年结婚。
“这当然不可能,八字连一撇都没有!”还没有女朋友的顾明祥终于不好意思地笑出声来。
他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是能跟自己一起并肩奋斗、共同进退的,“我不看重对方的家庭背景,只希望能让我母亲满意,孝顺,乖巧,能够讨她欢心”。
对待终身大事,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显得尤为慎重。现在,如果有女孩围着赵臻,有时他在心理上会有一种难以言传的警惕感,她会不会是看上了他的那些身外之物?
记者接触到的不少“富二代”同时也在思忖:长辈们强调的所谓“门当户对”,究竟是否合理?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框架限制,但我们要能有共同语言吧”,陈豪说目前他的事业还没有稳定,“结婚的事情过两三年再考虑”。
一位“富二代”说,他们较难认识圈外人;跟圈内人也不太可能,因为圈内有许多同龄人都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将极大的精力花在应付接班大业上。
这是个悖论。灰姑娘与水晶鞋的童话,在现实中被演绎的可能性,好比徒手摇中六合彩。
当然,这些问题,很矛盾也很折磨人,即便去念最牛的EMBA,也无法解决。尽管如此,记者接触的数位尚处空档期的“富二代”,无一例外地宣称:不会为了一些家族企业的利益而让渡婚姻。
我的婚姻,不接受arrangement(安排),这几乎是底线!——他们(她们)中的多位,这样坚持。■
董铭:难逃宿命
28岁的董铭现在是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这是一家年销售额过亿的浙江省最大的民营冲压机企业。董铭告诉记者,当初刚进入父亲的企业的那段时间,简直像他的噩梦期:白头发多了,有一段时间还常常失眠,食量锐减,神色憔悴,心态焦虑不堪……
撰稿·贺莉丹(记者)
阳光明晃晃的,董铭驾着他黑色的保时捷凯宴,从嵊州闹市区出发,稳稳地往他的家族企业方向行驶。窗外天气炎热,车内清凉一片。
“我的父亲,当年是个小木匠,如果他不是后来自己去创业,那么子承父业,现在我也可能会是个小木匠吧!”董铭专注地开车,没忘记用轻松的语调自我调侃。这是典型的董氏风格。
这段路程,开车不到20分钟。沿途青山绿意葱茏,公路尚在修建之中,尘土飞扬。
距离上海约4小时车程、人口仅为73万的嵊州,名列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这里的民营经济宛如离离原上草般,欣欣向荣。与董铭宽大的保时捷越野车迎面邂逅的,常常是一些发出笃笃响声、驮着人或货的摩托车,组成一幅差异颇大却又相当和睦的画面。
董铭的父亲,跻身于中国5万名亿万富翁之列。作为传说中的“富二代”之一,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接班人董铭的经历与他曾经深深感受到的“即位”烦恼,颇为典型。
两年之前,董铭撰写的那封标题为“一个民企接班人的烦恼告白”的信,经由《第一财经日报》首发后,引发许多“富二代”的共鸣。
那么今天,董铭摆脱“少主即位”过程中的那些迷惘了吗?
宿命
现在,坐在自己位于二楼的极为宽敞的办公室中,董铭大方地提及他两年前完全没有准备好接班的那种忐忑心态,“比如,我们在高考前会很焦虑,这很正常,因为你会对自己比较怀疑,但是考了之后,心就踏实了。接班也是一样的。当时,我对自己的能力有很多怀疑,我时刻在想:我到底能不能领导这个企业?好像那么大的一个企业,就会因为我而垮掉一样!”
他补充了一句,“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只要认真去做,就会好的”。
生于1981年的董铭,穿着一件普通的蓝色条纹T恤衫,有一张白净的脸,显得有些沉稳且严肃。可他总是喜欢笑,一笑,眼睛就会眯缝起来,那种拘谨旋即消散,神情变得温和。
“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大字,镶嵌在董铭办公室的墙壁上,引人注目。
现在,董铭对外的头衔是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事实上,在今年年初,父亲就已经将家族企业的权力之棒交到了董铭手中,这个28岁的“少主”开始全面掌管庞大的家业。
6年走过来,董铭已经适应了这种做企业时面临的焦虑情绪,他所在家族企业的员工也开始对这位“少主”产生认同感。
1983年,董铭的父亲在这个中国民营经济的最初崛起之地,一手创办了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现在,威力公司已经成为浙江省内最大的民营冲压机企业,年销售额过亿元,资产达数千万元,并且,每年还在以一定比率不断增长。
跟“富二代”中的许多人差不多,董铭的童年,享受着自由自在的“放养”状态。在那个淘金年代,他的父母亲奔波在外,忙于在创业浪潮中摸爬滚打,并未对他有特别要求。
等到董铭在嵊州一中念高中时,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了。“我父亲对我比较放心”,所以,很多事情依然是董铭自己去做决定,包括1999年他自己决定了要报考重庆大学,并被录取。直到后来父亲才知道,独生儿子原来是要去遥远的重庆念书。
大学时代,董铭做过一些小生意,卖过贺卡、文曲星、磁带等五花八门的学生用品,纯属“练摊”性质。赚了钱以后,他就请同学们去吃饭。跟许多与他同龄的男生一样,董铭喜欢听许巍和伍佰,许巍那首《蓝莲花》,他每次听,都备感亲切。
一些物质“待遇”上,董铭可能会跟同学有一点小小不同。比如,放寒暑假时,董铭的同学一般是坐火车回家,他是选择坐飞机回浙江。
他也炒过一段时间的股,没亏,却也没赚,但后来他就没兴趣了,因为只要炒股,他晚上就会睡不着,“现在想想,我是不太喜欢冒险的人,我的个性比较适合做实业的公司”。
可以肯定的是,从儿时开始,董铭从来没有为经济上的事情有过烦忧。
四年大学生涯,让董铭备受折磨的就是英语四级考试。至今,他依然能够用生动和无奈交织的神情复述当时的情景——“考到第三次时,我考了59分,怎么办?只好又重考,到第四次,才艰难地过了关……”
这份经历后来被董铭总结为“迄今人生遭遇的最大挫折”,“我就是缺少挫折教育”,现在他总结。
初中时,董铭当过副班长;高中时,他当过课代表,无非就是收收作业和卷子。大学时代,董铭没有担任学生干部方面的历练,当然,他担任过寝室长和学生会生活部部长,后者常常闲散到无事可做。
2003年,董铭大学毕业了,最开始,他到重庆一家民营企业去应聘,经过一次面试,便通过了,但仅在那家民企呆了不到10天,董铭就辞职了,“呆在那里,太没意思了”。之后,在父亲的安排下,董铭去了宁波一家台资企业,“学习人家的管理经验”,这次,他呆了半年。
董铭有一个姐姐,目前她也在父亲的家族企业上班。但是,董铭父母亲的观念是:一定要“子承父业”。所以,作为唯一的儿子,董铭成为这个家族企业当仁不让的接班人。
“以后这个厂都是你的了,都要你来管。我们都希望你早点接班,毕竟你父亲年纪也大了!”母亲早就跟董铭这样谆谆教诲过。
刚进父亲的家族企业时,董铭担任副总。在公司内部,董铭的父亲被称为“大老板”,董铭则被称为“小老板”。
刚开始的时候,“大老板”派“小老板”董铭去管理一个新建好的工厂,厂房面积5000多平方米、员工50多人,生产的都是公司最近开发的新产品。在学校期间就基本上没有当过班干部的董铭,突然之间要管理这么多人,他感到“很困难”。并且,父亲缔造的这家从事重型机械制造的家族企业生产的是比较讲究专业技术的冲压机,而当时,董铭甚至“连图纸看起来都比较吃力”。
也因为他是老板的儿子,无从选择,也无可遁逃,“周围有无数双眼睛都盯着你”,所以最终也只能一条道儿走下去。
这段突然的开始,让当时年仅25岁的董铭极度不适应,那段时间,简直像他的噩梦期:白头发多了,有一段时间还常常失眠,食量锐减,神色憔悴,心态焦虑不堪……
那时,董铭很不想在父亲的企业工作,他特别想找份其他轻松点儿的工作。
比如,他最羡慕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干企业是个苦差事,压力会更大!我一个月就休息一两天,星期六、星期天都要上班。但是我没办法!我有同学去当公务员,多舒服,又有假期!”几年来,董铭去旅游,首选项目几乎都是“杭州一日游”。
在一个熟人的引荐下,董铭参加了茅理祥创办的慈溪家业长青的“富二代”培训班。在那儿,董铭认识了一批跟他背景、经历差不多的“富二代”。后来,他也参加了接力中国,在那认识了很多背景相同的朋友。
两代
“富二代”与“接班”话题,常常让董铭很关注,“接班是中国民营企业一个新的命题,说实话,父母也不知道怎么去交棒,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去接班。你就是要像木塞一样,把父亲卸任后的那个漏洞先堵住,再来谈其他的。你的能力要先胜任,再来讲超越!”
在他的博客上,董铭也写了不少他对于“富二代”的思考。“现代企业制度”与“职业化管理”一直是董铭着力的重点,现在,他重视的是抓采购与实现企业现金流的良好运转,“我们公司的管理一直以来都比较粗放,现在正在努力地构造基础管理,要把事、把物落实到具体的人上面。要做到事事有人管、物物有人管。当然这只是变革的第一步,下面的路还很长。比如现场管理、成本管理、市场开拓、产品研发等等,还有企业文化的建设……”
他认为,也许短时间内你看不到这些管理策略的调整所带来的实际变化,但就像发动汽车一样,慢慢地这辆车会加速,越跑越快,“我们称之为螺旋上升通道”。
此外,董铭深深感受到,以自己不到30岁的年龄人去领导一个50多岁的管理团队,有多么困难!在目前他所在的家族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许多“元老”都是看着董铭长大的,与他的父亲年龄相当。由于年龄而带来的双方心理差异与沟通,常常是微妙的,“50多岁的人,从内心而言,也不容易接受被同自己孩子一般大的人领导”。
此外,父子两代人在管理理念上,有时分歧也蛮大的,董铭遇到了种种——
“比如,我父亲会觉得,开会没有什么必要,那是一堆人坐在那里在浪费时间;而我觉得,集体碰撞产生的智慧很重要。
“还有,在企业管理中我父亲如果遇到事情,就喜欢自己亲自去问清楚,事必躬亲;而我强调管理的层次问题,我认为很多事情不能‘越级管理’。
“例如,父辈评价我是不是勤奋,就是看我是不是天天到公司、下车间。如果我在办公室看书,他可能就觉得我不够敬业。但是,我觉得敬业的方式有很多种,看书也是其中一种。”
董铭形容现在他的脾气是,“一般不爆发,一爆发很厉害”。父子俩的争吵,当然也是无法避免的。
“我和父亲关起门来吵架,很正常!不过一般一个月不会超过一次。很简单,一个强势的人,下面的人是不敢跟他吵架的;而年纪大的人,通常又比较喜欢面子。但是,下面的人会把意见传达到我这边,所以我有时会坚持立场,我得顶住!”在董铭看来,其实跟父亲吵架是“很有必要的”,父子俩吵架也是“没关系的”,“我们俩白天吵架,到晚上就好了。但是,你就是要发出你的声音,你要强烈表达你的观点!过段时间就会产生效果。下次他都会记住这个教训,他会尊重你的建议”。
去年的经济危机对威力锻压设备有限公司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极大打击。“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企业,从来没碰到过这样厉害的经济危机!那时,我们一个月的销售量锐减为原来的30%,资金从来没有那么紧过”,那种郁闷感,清晰地写在了董铭那位一向能干的父亲的脸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铭完成了权力交接过程。“我也是争取过来的,因为,‘小老板’还是‘小老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等你自己成了法人代表以后,话语权才强。就拿财政权来说吧,以前这是我爸的钱,现在这是我的钱,我不管,谁管?!”
奋斗
大学毕业时,一个同学就评价董铭,“没有缺点,但也没有明显的优点,就是很随大流那种”。
所以,现在董铭想法产生了一些改变,“刚出去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要做伟大的事业。但像我这样的个性以及我所在的家族企业的产业基础,现在估计也比较困难了”。
董铭形容他以前的性格是,“比较内向,大学时候跟女同学说话还会脸红”。在入主家庭企业之后,他却经常需要在大庭广众的情况下发言,这迫使他不得不做一些性格方面的“转型”尝试,比如,目前家族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会议都是由他本人来主持。
在接受了央视、凤凰卫视的采访后,嵊州城中,董铭开始小有名气。
但至今,董铭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平常的人,“我人也不是太帅,个子也不是太高,没什么出挑的地方,呵呵,算是默默无闻吧!”
董铭并不太清楚当下城市的房价。他工作不久,父亲就给他在家乡和上海各买了一套别墅,父母亲说,要给他结婚用的。
但是,董铭现在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另一半,他在上海的那套别墅,“是装修好的,但是我从来没去住过”。他没有接受惯常的“相亲”,虽然他周围现在也有朋友正用这个方式去解决终身大事问题,但在董铭看来,“这事还得看缘分”。他说,他对于未来的她,“没有什么要求,但至少我们之间要有话讲吧。还有,她也必须有一份自己的工作”。
偶尔,董铭也会想想,自己今后应该怎样去教育孩子?这有感同身受的意味。
“如果我的孩子本身没有能力,那么,我就要限制他使用财富的权力;如果他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我要给他更多的资源。还有,如果我的孩子以后对接班没有兴趣,我不会让他做这么辛苦、痛苦的事情,我更希望像国外那样,成立一个基金会,让职业经理人去管理企业,孩子们就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去干他们喜欢的事情!”
有一次,董铭他们在家业长青“富二代”培训班集训的时候,同在一个操场的武警对着他们起哄,“这些败家子们,不知道又在倒弄什么花样!”这句话,董铭听得清楚得很。报纸上“富二代”如何飙车、撞人之类的新闻,他也会读到。
“大家对富二代有看法,很正常。你的财富越多,能量就越大,你在有些方面就是要注意,因为你具有更大的破坏力。你就是需要不停地约束自己”,董铭说。
这位生活作息极其规律的“富二代”,每天清晨6点多起床,驱车10分钟,7点半前后准时到公司,吃早餐,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这种“两点一线”的井井有条的生活,跟他在大学读书那会儿,很像,不同的是地点换了。
董铭的办公室里,书挺多的,随意放着。有段时间挺火的电视剧连续剧《奋斗》,董铭没看过,韩寒的,他也没看过,“这一点上,我好像跟80后脱节了!”他尤其喜欢的是历史,读《资治通鉴》,读关于中国古代帝王的史书。最近,他常翻翻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这类管理类书籍给了他不少启发。
这个典型“宅”男,休息时呆在家中,看看电视、打打游戏,就是他喜欢的,这种减压方式,从读书时代延续至今。偶尔,他会出去K一次歌,吼几嗓子。“我现在的生活,可以打七八十分吧,大学的生活可以打100分了”。
2007年,父亲给董铭添置了这辆价值140多万元的保时捷凯宴,“在我们这里,孩子如果成年了,父母有钱的话,总想着给孩子买套房子、买辆车子,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何况,一辆不错的车,还是需要的”。
在嵊州,董铭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其中多为企业家二代,他们的父辈相识多年。董铭的保时捷凯宴在这个十余人的小圈子中,可以排到“前三名”。排第一名的是法拉利。
这个脸上还看不出风霜痕迹的小伙子说,他在物质上要求并不高,“如果以后要讲究,那也是维护公司形象的必要”。
有时,董铭去嵊州市的国商大厦转悠,看见100多元一件T恤衫,就随便买上两三件,这样,一段时间内他就不用买衣服了,“嵊州是个小地方,没有什么可以消费的地方,要想好玩一点,就得去杭州了”。
还有一次,他们4个朋友一起拼了一辆车,开了半个小时,特地赶到附近的上虞市去看了一场晚间电影。电影的名字,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但提及那段经历,董铭开心得像个孩子,“很爽!”
“当我老了,站在自家的阳台,看着远方一个伟大的企业,对着自己说,我也曾在那里工作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董铭曾用《基业长青》里这句充满豪情的话,给自己打气。
但是现在,董铭似乎更清晰地认识到,要创造一个伟大的企业“太困难”,他的一些理想需要清醒回归。
这个过程中,制定具体的目标和获得“成就感”也是需要的。这个年轻人,用一种舒服的姿势靠在椅背上说,“光保住家业没意思!我想创办一家受人尊敬的企业。我父亲给了我一个实现个人价值的很好平台,我肯定要比以前做得更好。如果说,你老爸以前是这么点人,这么多钱;过了10年,你还是同样的规模,那你做这份事业,有什么意思呢?我想做点事情出来!”
我们言谈的间隙,董铭在三楼办公的父亲,下了楼,隔着宽大的玻璃窗朝里面张望了一番,然后踱步,转身离开。“嘿嘿,我父亲常常就是这样,家族企业总是这个样子的!”董铭笑着说。■
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被认为是“富二代”接班的成功标杆
“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的成长个案,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轻的女性家族企业继承人某些共同的处境,她们所面临的喜悦与烦恼。
撰稿·贺莉丹(记者)
女儿掌门,也正在成为全球家族企业中的一个趋势。根据海外家族企业的研究数据显示,在超过80%的企业为家族所有的美国,女性已占有美国全部股权的50%以上。
性别成了家族企业主甄别未来接班人的第一标准,也是女性继承的最大障碍。在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家的心目中,首选依然是儿子接班,其次再考虑女儿接班,因为,女儿蕴含着“外人”的含义。此外,女性驾驭企业方面的能力与她们的决策、抗风险能力,很长的一段时期,在家族企业内部也饱受质疑。就社会文化层面而言,多数人仍然认为女性应该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
但是,在1978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这些年轻的女性继承人,开始责无旁贷地挑起庞大的家业重责。
在接力中国的会员中,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大约为1:4,这些年轻的女性,是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继业人选。记者也了解到,在极大的接班压力之下,这些年轻的女性家业继承者已经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份家业,许多人都无法顾及感情问题。她们往往被外界刻画成所谓“女强人”,让人望而却步。而鉴于特殊的身份与财富,她们实际可供选择的范围比想象中要窄得多。
与男性家业继承者相比,女性接班人与父(母)辈常能保持良好交流,两代人如果发生冲突,温顺的女儿也常能以柔克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家族社会学系教授雪伦·M。戴恩斯(Sharon M. Danes)与他的学生海瑟·哈伯曼(Heather Haberman)博士在他们的一篇关于《父子与父女家族产业经营传承比较》的研究论文中提到:在父女传承的家族企业中,家族成员更易建立起较好的共享、合作、综合平台,女性继承人的包容情绪,使得家族成员间冲突较少。
烦恼也是有的。“身为女性企业家,前期创业时,外貌的突出会让你比一般人多一些机会;但是,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你的外貌以及性别,对你会有阻碍,很多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花瓶’”,一位女性家族企业继承人这样对《新民周刊》记者感叹。
这些正处生命中最美好时节、肩负家业重责的“公主”们,她们是否幸福?她们是否能够拥有当初梦想的圆满婚姻?这些,鲜有人过问。
我们此番选择了“添香”实业有限公司CEO许涛芳的成长个案,从中或许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轻的女性家族企业继承人某些共同的处境,她们所面临的喜悦与烦恼。
“很奇怪吧,墙壁上没有写‘天道酬勤’几个字!”位于上海城西的“添香”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中,许涛芳调侃道。雪白的墙壁上,几幅黑色线条的卡通漫画,分外醒目。
窄袖外套,牛仔裤,面容精致,玫瑰色蔻丹十分惹眼……这位生于80后的女性家族企业接班人,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更像时尚画报上的当季封面女郎——足以颠覆以往对女性企业家的所有刻板想象。
6年间,“添香”开发并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防辐射服装市场,也成为许涛芳的父亲许如根创办的翰纳森集团,这个年销售额达数亿元的企业集团中盈利最丰厚的板块,占据集团总利润的50%以上。
当然,这个天蝎座的女性继承人,不止有着鲜亮外表,不止能够适时表露出自己的个性,还有逾越她实际年龄的洞明世事的能力。
作为父辈企业的接班人选,许涛芳被认为是“富二代”接班的成功标杆,一路走来,步履颇为沉稳。个中滋味,有谁知晓?
孤独的童年
其实我比一般同龄人要早独立。因为小时候,我的父母经常忙于做生意,比较少顾及到我和小我5岁的弟弟。有时他们回来,我们已经睡觉了;我们早上起来,他们就已经走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是家里请阿姨带我们。童年时代,我除了要照顾自己之外,还要照顾我弟弟。很小的时候,我就尝试着自己煮菜、做饭。
我和弟弟上学的时候,很羡慕有些小孩,他们有爷爷奶奶、父母接送,而我们基本上是阿姨或司机接送,我的记忆当中,父母亲很少亲自接送。我记得,我的父母亲去开我的家长会,没有一次他们是从头到尾坐完的,他们基本上很晚才到,跟老师匆匆聊几句,就走了。那时的星期天,别的父母会带着小孩去公园,我的记忆中,没有过我小时候一家去公园的印象。
跟普通家庭的小孩比起来,我们在物质方面考虑得比较少。我想,这是因为父母在关爱方面可能给予我们的比较少,所以他们觉得尽可能要在物质上满足我们。
我们小时候当然不可能像李嘉诚的儿子小时候那样,去旁听公司的董事会,但我们那时就感觉到父亲做企业非常辛苦,要体谅大人。我父亲下海创业做服装,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企业家,王永庆他们,也是一样的。父亲的生活也比较简单,烟酒不沾,很少应酬,他的一生都一心一意扑在企业里面。
我出国是因为,父亲希望我到一个没有他保护的地方独立生活,他说,他是送我去吃苦的。所以,我去了新加坡一家商学院读书,念工商管理本科。父亲从来不限制我们,那时他没有说要让我接班。我那时也没觉得我以后一定要回来接班。
在新加坡念书时,我也在打工,因为我希望多了解社会,淋漓尽致地去体验。那时,我的同学基本上不用担心他们的生活费、学费,大家都不打工。我的很多同学跟我说:其实你不需要去打工,活得那么辛苦干什么?我想,如果要过安逸的生活,我还不如呆在上海呢!
那时,我基本上每天都去做中文家教,常常下午一点下课后我就去教小孩子,早的话教到两三点,晚的话教到六七点,开始时只是想玩一下,到后来我就开始觉得要理财了。当时我一个月能赚到的最高收入,约合当时中国内地工薪阶层的半年工资。那时我在银行开了两个账户:一个账户是我父亲给我的钱,我想,这是万一我生大病时救急用的;还有一个账户,是我自己赚的钱,用作买小东西、吃饭等日常生活开销,后来经过合理规划,我赚的钱省下来还可以付学费了。
那时我也没有车。新加坡小,交通便利,我住的地方靠近闹市,我每天搭地铁上学。
前一阵子我还拿出我大学时代的“账本”,记得很细,我觉得我那时常常是记完一个月账以后,会去反省:这个月什么钱是不该花的,下个月要注意……现在看,数目其实特别小,然后就觉得我那时怎么这么傻!(大笑)
大学生活让我非常受益。我在国外也学到了很多,最主要的是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换位思考,多为别人着想。以前在上海时,是别人比较多地为我思考,那时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太会顾及别人的感受。后来到了国外就知道,尽可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可以克服的困难尽可能自己克服。我父亲现在也说我:怎么有些问题你也不拿出来说,就自己一个人吭哧吭哧地去做?这可能也是我那时养成的个性,我想自己独立去面对。
从业务员开始
我大学毕业后在新加坡有两个工作机会,最后我都没去,就回了上海。我父亲说,你到我公司做个业务员吧。我想,父亲给我一份工作,那我就做吧。
那时我们公司有个新业务经理,我父亲让他带我,跟他讲:你不要把她当特殊的人,你就把当成一般的应届毕业生。做业务员的时候很辛苦,那时还没有快递,38度的天气,我搭公车,送合约、跑业务……这样,我做了大概不到一年。
我们家本来是做成衣的,我自己又喜欢服装设计,当时我觉得防辐射服装在中国市场上是空白,应该有前景。“添香”防辐射服装是我慢慢做大的,当我决定要做“添香”时,我父亲刚开始也没抱希望,也不愿意前期投入太多,就说,反正你要做就做吧。
其间,我父亲跟我聊了一次,他问我:你到底想怎样规划你以后的生活?在家庭和事业这两条路上,你怎么选择?他那时比较偏向前者,因为以我那时的状态,他也不确定我能不能在企业里勇挑大梁。我跟他说,全职太太的生活不是我现在所想要的!在那次关于两条路的谈话以后,我才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一定要赌一口气,要做好一件事情,给我父亲看。
“添香”在初创期时,SALES(销售人员)只有一两个,我就带他们一起去跑医院旁边的一些小店,把我们的产品给他们代销,按月结账。我们很多来往多年的代理商现在还跟我说:那时我们真的不知道你是老板的女儿,就是看你这个女孩子还挺好玩,也蛮勤奋的,照顾一下年轻人。
“添香”初创期也是没有服装设计师的,我们的经销商当时跟我说,你们这个服装样子太难看了!我就设计出自己觉得比较好看的样子,但还是卖不出去,因为我只考虑到美观,却不符合人体工学。比如,孕妇肚子大了以后,穿脱卸的衣服不方便,后来我们就在原来的衣服上改进,做成侧边拉链。
我还到医院旁边的小店去做店员,跟我的终端客户接触,我问那些孕妇的意见,改进我们的产品。我也是慢慢学,比如,类似腰带得做成脱卸式,这样的细节要注意。
我们前期的布料,是日本全进口的,进布料、运营费用是我父亲掏的,后来我自己也出了一点。从最开始我们慢慢积累,达到良性循环后,再把赚来的钱投入到运营当中,像滚雪球一样,滚下来。
在做企业方面,我跟父亲之间不可能没有冲突。我们都试图说服对方,我们化解的方式是,互相各让五十步吧。但是我的父亲非常开明,他非常能够接受新事物,我觉得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比我要强得多。我们的企业,他从1979年开始做,迄今30年可以这样经营下去,这也是原因之一。我非常崇拜他,我从他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父亲给予我的帮助是:在经营企业、做事情等很多方面,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帮助我成功的时间缩短了,这是有富爸爸的优势。当然其中有非常多的机遇,我也非常幸运,因为我付出的努力都是有回报的,不像其他很多人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所以,我愿意把我的幸运带给我身边每一个人。
在做企业的时候,我会多考虑父亲给我的一些建议。父亲允许我去犯错,我也犯过蛮多错,比如,我们之前就在做防辐射学生电脑服,但客户群体的年龄段被我切错了,以致于这个产品要晚了两年才出来,这两年的营业额就完全没有了……类似这样的事情挺多的。父亲会慢慢指点我,毕竟我年纪轻,慢慢地,我就学会要广纳意见了。
父亲会给我平台,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企业家一代不愿给小孩机会去做,就怕把事情做砸了,孩子不跌倒,一直扶着,怎么能学会走路?
我父亲现在也在说,你不要去逼小孩子一定要回来接班,如果他不喜欢,你即使把他放在企业当中,他不是全身心地去做,也没有用;一定要小孩感觉到这份责任,有这样的动力推动他去做,这才是好的。
尽一份责任
我不是很喜欢“富二代”这样的字眼,叫“企业家二代”比较贴切。作为我们企业家二代来说吧,等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因为:如果你做得好,人们会觉得是因为你的父母亲给你的基础打得好,你是应该的;如果做得不好呢,你就会被人说是纨绔子弟,条件太优越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企业家二代都是想要把企业接管下来,但成与败可能跟能力大小、机遇多少,有一定关系,但毕竟我们是抱着这样全力以赴的心态去做的。
我父亲跟我说:你做企业,每天都要用好像第二天企业就可能破产这样的心态去做,才能把企业做好;如果你安于现状,马上就会给你颜色看的!所以我长期处于这种完全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会觉得,随时随地都会被别人超越,企业随时都会有问题……
现在,我加班是经常的。我的加班不一定是呆在办公室,我会去做很多老板可能不会亲自去做的事情,比如,我会去巡店,以顾客的身份询问店员……如果情况不好,我就会抓那个区域的大区经理出来训话。这个事情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做,很多我接触到的大老板们都是亲力亲为,包括我认识的美特斯·邦威的老总周成建,也去巡店;像娃哈哈的董事长宗庆后,当时全国2000个经销商都是跟他保持直接电话联系的。做个甩手掌柜——以我的个性,我做不到。
像我这样做事情要求很高的人,会让自己非常辛苦。我以前听一些企业家讲:我做企业多么轻松,像你们这样做企业太累了,生活不该这样!媒体报道,哪个企业家又去爬山了……好像他们吃喝玩乐,钱就会进来一样。但真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一度曾经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我做事情的方式、方法不对?我曾用那样“轻松”的方法做了几个月,后来发现,不行,还是应该恢复我原来的本色,就是应该兢兢业业地去做!我觉得这和我们念书时,有些考第一的小孩子宣称自己回家从来不看书,但其实常常念书到深夜,是一样的。
我常常跟父亲交流,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生计去赚钱了,而是,我们要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企业里那么多的员工,我们有那么多经销商、材料供应商、代理商的员工需要生活,我们在想,应该怎样把这个品牌做得更好?
我就像那只没办法停下来的陀螺,现在完全是为了这个责任在运转着。我是在尽一个女儿的孝道,我把企业做好,就是对我父亲最大的回报。做得很辛苦时,我也会想:谁叫你是这家的女儿呢?这也是责任。
现在我的生活比较充实,但那么大的压力,怎么会有快乐?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想公司的事情,很紧张。有时我觉得,如果我当初当一个普通人,或许比现在要开心吧。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都戴着光环,但我觉得这个光环给我带来的,就是比一般人要辛苦得多,要承受的责任更多。其实我们真的很痛苦,没办法,这样的日子,真的是无期徒刑。有可能有些在别人看来是优越感,我没有感觉到吧。
我父亲60多岁了,做企业做了30年,我不想也像他那样也做30年,有段时间我在想:培养一个企业家三代,让他来接班,然后我就可以退休了!现在,呵呵,第三代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但想想也挺好的,我们许多家族企业接班人也都是这样想的,很有趣。
就象一个宅女
我觉得我的优点是,我可以比较客观地去判断一件事情,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跟同龄人相比,我的思考比较成熟、理性,考虑问题也比较全面。我很乐意接受别人给我指出的缺点,我很受益。只有别人告诉你不足之处,你才可以改进啊!
我不足的地方是,很多时候,也许个性不要那么地执拗,多听一下别人的意见,我会做得更好。但谁知道呢?每件事情都是双刃剑。
我刚出来做事时,个性非常鲜明,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有中间状态。现在我的棱角已经被磨平很多了。我还需要在个性方面,再沉稳一点。
我们如何一直保持这个“第一”,是非常难的。
我觉得,一个人的快乐和你所拥有的财富,不是画等号的,真的是这样。比如,一般人如果中了1万元的福利彩票,就非常开心了;但是有可能要我们的业绩增长翻倍,我才会有同样的惊喜。到了一定层面以后,快乐就变得更难了。
大学时候我的活动比较丰富,比如有时会去运动。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做企业。很多认识我的朋友都说,啊,你怎么那么努力!现在我的娱乐活动比较少,有时去骑骑马,或者和朋友聊聊天,最近想去学拉丁舞。我还喜欢去唱KTV,减压……有时就是睡觉,我觉得这么多方式里边,我最减压的方式就是睡觉。其实我是个“宅”女,我的放松方式就是睡觉、看电视、DVD。我们这个圈子,“宅”男也很多。(笑)
我不是很喜欢逛街,因为我逛街就相当于在工作,我的雷达不经意地就要去搜寻时尚讯息,结果搞得自己很累。我也喜欢旅游,但现在去日本、香港、欧洲,我都是去看讯息、布料、色系、项目,纯粹地去enjoy一下,很少。
我不会什么东西都要追求名牌,适用的就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适度的名牌也是需要的。我不会像有些人,浑身上下金光闪闪,我觉得,自信的人,即使很普通很简单的衣服穿在身上,也像名牌。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要活得开心一点。其他的东西,对我们来讲,都只是数字。那些名牌,买与不买,也没什么差别。
去年汶川地震时,我们给灾区捐了920万元钱物。我们从来没有推辞过捐款,父亲一直教育我说:生意好的时候我们多捐一点,生意不好的时候我们少捐一点。
他们以前都习惯把我塑造成像女强人一样,我不是女强人。做事业和生活时的我,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我,我的个性比较像小男生,做人崇尚简单、直接。现在我比较缺可以跟我一起分享的人,也不一定是生活伴侣,是那些真正的朋友。我对朋友的要求蛮高的,要有精神交流,要有共鸣。但其实我们的社交圈真的很窄,有时纯粹精神上的友谊对我来讲,挺难的。
我现在的生活过得蛮充实的,但有些东西要看缘分吧,也要看彼此的默契。
现在慢慢地,有人会提示我:如果不是门当户对,对方会有自卑感。这一点,是我之前没有考虑到的。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门当户对不是必要条件,开心、有共同话题比较重要。我要求对方是一个优秀、有自信的人,也要比较简单,彼此坦诚,不要给彼此压力,双方的信任,一定要有。我的父母不会给我安排婚姻,我喜欢怎样的人,他们就喜欢,他们对我男朋友的要求是,他对我好就可以了。我也这么觉得,一定要对我好,这是最重要的。■
他们还是好青年
“富二代”中,优秀的占20%左右,比较优秀的占30%左右,精英可能占3%到5%左右,所以说大多数的“富二代”是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当然还有30%比较普通的。
撰稿·应 琛(记者)
在中国众多企业家中,茅理翔应该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
他于1985年创办慈溪无线电厂,主导产品电子点火枪连续6年保持世界产销量第一,他本人也荣登“世界点火枪大王”宝座;1995年,55岁的他二次创业,和儿子茅忠群创办“中国厨具行业第一品牌”方太集团;2006年,“永远闲不下来”的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三次创业——创立了国内第一所拥有民企接班人“黄埔军校”之誉的家业长青接班人培训学校并亲自担纲讲师。
茅理翔近日撰文《富二代,烦什么》,对胡斌飙车案引发的对“富二代”的负面评价感到“十分沉重”,并呼吁“全社会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关心富二代的成长”。他曾经预言:“交接班危机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大难题。”就“富二代”的诸多问题,《新民周刊》专访了茅理翔先生。
重压之下的一群人
《新民周刊》:对于近日江苏“富二代”进党校培训的事情,您认为进党校培训,除了交接班的问题,您觉得要设置哪些方面的课程?
茅理翔:我觉得首先要对这些“富二代”进行信仰修炼。因为中国现在这一代年轻人可能过多接触的是一种西方的功利文化,强调竞争性和成就感,但也它有不完善的地方:太计较金钱和享受,使得“富二代”淡化了勤劳和谐这样一种文化。
第二是精神修炼。党校的这段学习,可能是如何运用爱国主义教育,党的传统教育来解决他们的是使命感、责任感。
第三是承受力修炼。现在做企业家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开宝马奔驰,市场压力、管理压力、资金压力、政策压力,甚至于各种各样的舆论压力,都需要他们来承受。
第四是能力修理,包括领导能力、应变能力、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
《新民周刊》:您提到,“富二代”肩上的压力越大越大。在胡斌案发生后不久,您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富二代,烦什么》的文章,是有感而发?
茅理翔:确实飙车案发生后,社会上很多人对“富二代”感到不理解。但他们面对的现实是:
第一,他们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第二,去接班,接好了是应该的,这是老爸传下来的;接不好,你是败家子。第三,处理元老和亲戚的问题。第四,面对同学、亲戚、老乡的各种要求要是没办法应对,就会被骂没良心。第五,来自广告公司、媒体、协会的“骚扰”,这些人既不能得罪,但又不可能都去应付。第六,招人难,用人更难。第七,市场的压力更大。第八,有的接班人,十分优秀,全身心投入,没有双休日,没有八小时限制,最后把身体搞垮了。第九,我们的政府,除了GDP还是GDP,大会小会座谈会,给“富二代”压力很大。第十,银行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你不要钱的时候,跑来要给你贷款,你要钱的时候,抵押不够,没人担保,他就不贷。第十一,做慈善,捐多少才是适当的……
我们的“富二代”肩负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他们在承受着同龄人没能感受到的压力和痛苦。我们只看到他们坐着高级轿车,住着高级宾馆。我们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压力和痛苦吗?他们的人生几乎没有很轻松的时刻。
优秀和比较优秀的
《新民周刊》:您在文章里表示,极大多数的富二代是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对这一代的“富二代”,到底应如何来评价?
茅理翔:“富二代”中,优秀的占20%左右,比较优秀的占30%左右,精英可能占3%到5%左右,所以我才说大多数的“富二代”是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当然还有30%比较普通的。
“富二代”是改革开放后新生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优越,接受文化教育层次也比较高——很多望子成龙或者盼女成风的“富翁”,都让子女上条件最优越的学校,大部分富二代还到国外留学了。然而,他们的父母都是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代企业家,我们称之为“野生型企业家”,均有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但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加上天天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拼搏,放松了对子女的教育。这样造成了有一些“富二代”已经丢失了父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这一代人中确实也产生了一小部分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更会引起社会的公愤。
但我认为,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的,极大多数的“富二代”有教养,有社会责任感,更有一种为振兴民族工业的远大抱负和使命感。从“富二代”的整个群体来看,他们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是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如果有些“富二代”不能好好成长,走向社会的反面,由于他们口袋里有钱,加上特殊的身份,万一出了问题对社会的危害会更大。
《新民周刊》:关于“富二代”教与养的问题讨论也很多,您认为哪些是天生的,而哪些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改进的?
茅理翔:可以说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尽管他们缺少了艰苦奋斗的思想,但是他们从小目睹了父母奋斗的历程。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不能说是天生的,我称为是后天基因,对这些孩子是有作用的。
“七成企业败在接班问题上”
《新民周刊》:袁岳评价“富二代”有三好,而普遍不愿接班,大约有1/2创业,1/3接班,1/5游手好闲。是不是现在“富二代”不愿接班的情况较多?
茅理翔:这种情况往往越是“80后”,越是想独立创业。这些孩子接触新鲜的和西方的东西比较多,思想比较创新,认为传统产业太辛苦,都希望搞创意产业。其中,一些人通过独立创业,能闯出一条新的道路。但也有一些好高骛远,怕苦怕累,钱花了但始终混不出名堂。即使是比尔·盖茨到今天也还是需要奋斗,需要竞争的。
《新民周刊》:“富二代”的起点比普通人高,即使他们不是继承父母的企业,自己独立创业,是否也可以将其视为另一种形式的接班?
茅理翔:你说得很对。我现在把交接班分为十种模式,独立创业型就是其中一种。尽管看似独立创业,但还是在父母的指导、资金的资助、甚至“老爸团队”中的一部分人的协助下成长发展的,这些都离不开上一代的社会资源。
《新民周刊》:您曾经公开提到创办家族企业接班人专修班是您的第三次创业,初衷是什么?
茅理翔:通过自己比较顺利的交接班以后,我开始在全国各地讲课,跑遍了30多个大学,20多个省市,将近讲了500堂课,接触了大量的企业家和大学生。后来发现,交接班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第一大难点和第一大热点。
改革开放最大的成果就是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的95%都是家族企业。如果说,按照世界的规律有70%的企业在交接班时要淘汰,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所以我才决定要第三次创业,重心在于培养第二代接班人。
《新民周刊》:在您看来,传承是一个坎,迈过这个坎之后,家族企业如何才能做到家业长青?
茅理翔:我常说家族企业要做成百年老店,家业才可以长青。要做成百年老店有几个关键:第一,要有明确的目标。企业基本目标是什么,首先要弄清楚。如果一个企业没有紧跟社会的远大目标,企业就不可能家业长青。第二,要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制度。必须能够重用一大批的优秀人才,要考虑怎么样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怎么样把他们的潜能发挥出来。第三,要有企业文化。家族企业要把小家文化变成大家文化。不要只为自己家族的利益去谋福利,一定要为了大家的利益、员工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而去谋福利。第四,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量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加以吸收、利用和创新。第五,要树立一个品牌。一个让老百姓信任的品牌。■
庸人掌权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你把“富二代”看作是普通人,普通人里边,庸人、平常人是大部分,庸人做了领导人,这是“富二代”接班的问题所在。
撰稿·贺莉丹(记者)
第一财经频道《头脑风暴》节目主持人、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过去的3年间,写了一系列关于“富二代”的文章,对中国这个群体保持关注。
《新民周刊》:你曾说过,看起来有作为的“富二代”是少数,而且太少了。现在,你这个看法有改变吗?
袁岳:没有改变。差不多3年以前,我第一次邀请“富二代”做节目。以我接触的总的状况来说,他们就跟普通人没有两样,普通人里面有作为的是少数,大部分没有作为、特普通,还有一些人不成气、不靠谱,吊儿郎当的。“富二代”也是一样,有的不错,有的不好。他们跟普通人不一样仅仅就在于,他们做事情的条件比一般人好。
“富二代”的父辈都是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干出来的,真正经过自己干并且能干出来的,实际上都不是普通人了。而“富二代”里面大部分人是普通人,只是因为他们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面。
我遇到的最典型的“富二代”就是,他老爸干的那个事儿他不感兴趣。比如,他们有的人自己去画画儿,做艺术家;有的人开个小公司,他愿意自己干,而不愿意捣腾他爸那点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比他爸有个性,想干自己的事儿,对他爸天天管着那工厂不感兴趣。我也碰到过败家子,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例和普通人也差不多。
《新民周刊》:对于“富二代”这个群体,你个人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袁岳:对于“富二代”来说,可能他们跟普通人犯事的条件不一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二代”应该要比平民的孩子要更注意一些,因为他们受到关注或者是容易被拿来说事儿的可能性,是比普通人大的。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中国的“富二代”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袁岳:“富二代”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跟普通人不一样,他们面临一个家产传承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因为“富一代”从小对“富二代”的教养方式过于柔软化了,所以“富二代”在承受责任的意志方面和心理准备方面,柔软的部分多,坚强的部分不足。
《新民周刊》:目前“富二代”接班命题几乎是全球性的问题,在你看来,中国的“富二代”接班,有哪些地方是具备“中国特色”的?
袁岳:首先,中国的“富二代”很多是独生子女。其次,中国家族企业的“接班”观念就是:做老板的同时还要管公司。西方家族企业也有这样的,但西方大部分的家族是,你拥有这个家族企业的产权或某些股权,你是他们的代表人,但你会聘一个职业经理人去管理这个家族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所以,某种程度上,西方这种家族企业的传承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你只是代表你们家族去参加“分红”,或者是在每年开董事会的时候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公司怎么运作,是职业经理人去制定方案。而中国的不一样,中国的家族企业是要求“富二代”要大部分地能够控制、管理得住这个企业,这实际上对这个“富二代”的要求是更高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只参与“分红”的人,他还要是一个真正能管事儿的人,但其实普通人里面有管理天赋的没几个,或许这个他本身干不了,却又真的要去参与管理,那么实际上他就是平庸的管理者。
《新民周刊》:这么说,“富一代”对于即将接班的“富二代”,期望是否太高了?
袁岳:这是正常的,你就这么一个孩子,怎么可能期望不高?普通家庭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不也常常过高吗?
前提在于,你把“富二代”看作是普通人,普通人里边,庸人、平常人是大部分,但是,一般的平常人就是没有什么领导的机会,但如果你是“富二代”,虽然你只是平常人,但是会给你领导机会,问题就在于这个反差。如果你虽然普通,但只是代表你爸爸去“分红”,那问题不大;但如果你没什么领导力,而要去担任一个家族企业的领导人,这才会导致这个家族企业未来的发展受到最大威胁,庸人做了领导人,这是“富二代”接班的问题所在。■
为什么组织部要关心“富二代”?
江苏省委组织部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培养计划,把民企的优秀人才团结、凝聚到党的周围。因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不仅是宝贵的社会资源,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可以说,培养计划是加强非公党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选择。
撰稿·陈 冰(记者)
胡斌飙车撞人案、法拉利车队在成渝高速上演“生死时速”,“富二代”早已被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贴上了纨绔子弟的标签。近期,随着江苏省委组织部宣布培养包含“富二代”在内的千名企业家后备人才计划启动,“富二代”再次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与“富二代”一同被卷入漩涡中心的还有江苏省委组织部。
不少人质疑,地方政府把扶持之手伸到了企业内部接班人的培训上,是不是伸错了地方?政府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与其把心思放在“富二代”的培养上,不如多关注关注农村的失学儿童。
另外,这免费培训的午餐究竟是谁来买单?有何依据?
最让人疑窦丛生的还是培训效果。“富二代”究竟能在课堂上学到多少经营管理技巧?它和传统的MBA、EMBA区别在哪里?它又能怎样让“富二代”“对党有感情”、“带头跟党走”?
上月,江苏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就以上问题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
媒体放大镜下的“炙烤”使得江苏省委组织部的相关领导压力陡增。一些不同的声音让他们开始谨慎面对媒体,甚至希望不要再就此事有任何议论。但民众心中的疑虑需要有个解答。
培养,早已有之
江苏省委组织部的相关负责人指出,在他们看来,“民营企业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党组织应该把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人才培养放在重要位置。作为人才之家的组织部门,服务企业家、团结企业家、凝聚企业家,培养企业家后备人才,使他们尽快走向前台,成为江苏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的新一代领军人物,不仅是企业家的最大心愿,更加加强非公企业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
其实早在2004年,江苏省就开展过示范培训。当初参加培训的400名成员中不乏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在为期3天的集中培训中,包括政策解读、企业家与领导对话、企业家现身说法等内容。据说这个免费培训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负责人事的领导当场就把手机号公布给企业家,表示愿意随时随地为他们服务”。
自此以后,江苏省培训民营企业家的活动就没有中断过,送企业家去国内外培训几乎成为省市政府工作中的一种常态。江阴市委副书记、市长王锡南表示,他们把选送企业家外出培训作为对企业家的最大奖励。自2007年以来,每年由市委、市政府出资1000多万元组织企业家和企业后备人才分类别、分批次,赴美国、德国、日本以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培训。
这和江苏省的特殊省情有关。眼下,江苏省的民营经济支撑起江苏经济半边天,在全省经济总量的比例高达51.3%。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正好处于交接班的历史轮回之中。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江苏主动站出来帮上一把,有其十分自然的一面。在江苏省委组织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服务”二字多次出现。在他们看来,服务民营企业,团结民营企业家是他们的工作之一。能否有个高素质、德才兼备的接班人,不仅事关企业自身兴衰,也与全省经济发展、百姓就业息息相关。
特别是在2006年中组部提出要抓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之后,江苏省3万多家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中有99%建立了党组织。由国企、民企共建党组织的统筹共建模式,被视为开放式的新型党建模式。像培养党员干部一样培养非公企业人才成为此中应有之义。
中央组织部组织局徐彦军副局长在出席8月15日“深化统筹共建 促进科学发展”的江苏企业家高层峰会时说到——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又启动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优良传统,发挥我们老一辈企业家党的工作者的优势,培养新的接班人非常重要,把领军人物培养成党员,培养成听党话、跟党走,这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强化我们的执政地位、巩固我们的执政基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他们,关心他们,培养他们,把他们融进我们的后备人才队伍,干部队伍的培养计划中,为我们下一步的经济腾飞、下一波的经济发展,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力量。
不仅仅是“富二代”
就在江苏企业家高层峰会召开的当天上午,江苏省企业家高层峰会启动了千名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82岁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一下子收了两个“富二代”高徒。一个是来自大丰的丰山集团副董事长殷华,一个是海归儒商高晓东。高晓东的父亲是常熟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高德康。
与此同时,江苏省工商局局长佘义合、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南京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东以及江苏银行董事长黄志伟也在这一天有了他们这辈子的第一个徒弟。他们的徒弟包括法尔胜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书记周江,沙钢“少帅”沈彬等。
老书记收了“富二代”当徒弟,这条新闻很快攀升到各大网站的重要位置。两代人身上特有的符号反差让人们饶有兴味地品评这段新闻的同时,也开始质疑起培养“富二代”的人才计划。
面对质疑,江苏省委组织部的相关负责人解释,通过几年的工作积累,他们发现这类短期高质量的培训得到了企业家的理解和支持。“这些在各行业挑大梁的民企,脱胎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乡镇企业,又受惠于十五大以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老一代企业家经过艰苦创业,感受到党的富民政策的实惠,认为自己的成功得益于党的支持,对党充满了感情。他们这一辈的优良传统需要通过党组织的引导传承下去。”
而在省委组织部一份对江苏省250强民营企业和100家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调查显示,在这350家民营企业的接班人中,有85.4%的人有参加党组织培养的意愿。也就是说,不仅老一辈企业家有意愿,年轻一代也有意愿参加党的培养。记者了解到,沙钢集团掌门人沈文荣之子沈彬大学时就已经入党,波司登“少东”高晓东今年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位负责人还特别指出,“我们的计划针对两种人,一是大型民营企业接班人,二是成长型民营企业负责人。调查显示,企业上报的后备人才是企业老板子女的,占41.8%,与企业家是亲属关系的(含子女)的,占总数的63.6%。”
“由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家族企业‘子承父业’的现象比较普遍,‘富二代’在我们的培养人选中会占较大比重,但决不是后备人才的全部。”该负责人还强调,即使是“富二代”,也有具体条件的要求,必须是40岁以下,大学以上文化,政治素质好、经营管理强、社会形象好、有一定的发展潜力。成为后备人才,除了企业的推荐外,还必须经过企业党组织的认可,地方组织部门的审核。
在他们眼中,有远见的企业家多半会把接班人放到基层摸爬滚打,他们有“富二代“的身份,却没有“富二代”的待遇。一个现成的例子是现年30岁、曾留学英国的沙钢集团财务总监沈彬。虽然是沙钢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文荣之子,但他在大学毕业后,还是先到其他公司干了四年,外贸企业、船运公司都呆过,为的就是积累经验,从基层做起。直到2007年沈彬才低调进入沙钢。
另一方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培训,不同于EMBA等学历教育,或是其他技能培训班,这是党建工作的一部分。江苏很特殊,大部分民营企业是国企改制形成的,企业家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们的下一代,以及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他们学历高,头脑聪明,但对党的了解和情感,与他们父辈相比,需要进一步强化。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培养计划,把民企的优秀人才团结、凝聚到党的周围。因为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不仅是宝贵的社会资源,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可以说,培养计划是加强非公党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选择。”
“这次峰会上只是刚刚启动了这一培养计划,具体培训费用还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四种培养方式党校学习、基地培训、导师帮带、国企挂职,其中导师帮带和国企挂职都是免费的。到党校学习和基地培训,我们将收取少量的讲课费和书本费。我们考虑可以从人才工作专项经费中适当补贴一部分。因为民营企业也是重要的纳税人,培养好民营企业家接班人,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对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进行培养,为他们提供服务,也是各级党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
同时,这位负责人还强调,政府公共财政并非只在民营企业接班人培训上有资金投入,这几年在转业退伍军人、大学生村官、创业创新人才、农村党员和致富骨干的培训方面,都有巨大的投入,民企后备人才的培训,只是公共财政对人力资源培训投入的一小部分。
导师帮带
江苏省委组织部此次培养民企接班人的手段和对国企后备干部的培养有着很大的不同,采取了导师制的新鲜方式。入选的导师是“具有丰富党务工作经验、经营实绩突出、社会形象好的党员企业家及部分机关党员领到干部”。
当记者质疑领导干部当导师会不会让一些“徒弟”看中其中蕴含的权力寻租可能而趋之若鹜时,江苏省委组织部门的负责人认为我党对一把手有严格的监督制度,再加上他们相信选拔出来的后备人才具有的素质,所以并不担心此种可能性的发生。
然而,人们还是不可避免地从中读出了这样的弦外之音:能够进入此计划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更进一层,即便不能从政府获得额外的关照,一旦遭遇不公平的商业损害之时亦可有渠道摆平。或许,这是很多民企以及民营企业家们的现实心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计划甫一出炉,企业家纷纷热衷于让党帮自己培养接班人了。
省委组织部负责人指出,老一代企业家在年龄、阅历上与新一代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企业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组织部门仅仅是搭建一个平台,让后备人才能够在创业精神、做人之道、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得到言传身教,从而提升个人的眼界和胸襟。
在当天的拜师仪式上,82岁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刚刚收了个大徒弟。一个出人意料的场面就出现了,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带着温文尔雅的“海归”儿子高晓东一路奔到吴仁宝面前,代儿子开口希望能够拜吴仁宝为师。
吴仁宝一下子乐了,几乎考虑也没考虑,就说道:“我愿意!”并幽默地表示:“只有高徒,没有高师,何况我这个徒弟还姓‘高’。”
“企业做得再好,儿子没培养好,等于没做好!这次我把儿子送给吴老书记做徒弟,放心了!”高德康要儿子好好学习老书记的“激情、创新、务实、诚信和责任心”。
仪式结束,西装革履、帅气逼人的高晓东被一帮女记者团团围住,略带尴尬地回答了年龄、学历、回国年限等一系列个人问题之后,才终于有机会谈谈自己对拜师一事的看法。“吴老是中国民营企业界泰斗级人物,能拜他为师非常开心。做好企业回报社会,这种精神是我今后学习的目标。”高晓东表示他和沙钢的沈彬很快就将去华西村学习。
江苏省委组织部门此番培训计划是省里从江苏百强民营企业中选拔50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由省委组织部会同省委统战部、省委国资委和团省委进行重点培养。其余人选由各市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从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中选拔培养。原则上苏南各市不少于100名,苏中各市不少于80名,苏北各市不少于5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