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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培养领导,也发展国家。我们还相信,我们需要通过培养领导来发展国家。现在,我们也许应该去发展自己的思维了。
英雄式领导还是参与式领导?
有一天,我去加纳拜访夸姆·贝蒂亚克博士,去了解他的“领导人发展中心”的情况。我问他:“在这你怎样传授领导力?”他快速应对:“我们只需要展示领导力就行了。”
贝蒂亚克博士提到了他的同乡科菲·安南。科菲·安南在联合国这个可能是全纽约最难管理的机构完全“展示了领导才能”。在他的努力下,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组织得到了显著的改观,这是很多跨国公司都难以企及的。安南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而且大部分职业生涯都不在加纳度过,但对他的中学校友贝蒂亚克博士而言,他的领导方式毫无疑问地带有非洲加纳的烙印。正如安南的一个顾问对记者所言,他“治理联合国,就像管理一个老式的非洲村落一样,长辈们进行冗长的讨论,再经历长时期的反馈,最终达成一项决议”。
贝蒂亚克博士在描述安南的风格时,提及了服务、诚实和谦逊的传统——其中任何一项都难以用到纽约那些领取巨额薪水的CEO身上。
科菲·安南是第一个从联合国的普通员工升至最高位置的人。因此,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应该赞赏的。他总是鼓励而不是胁迫员工,仔细耐心地改正错误。贝蒂亚克博士指出,科菲·安南总是听取各种意见,把大家团结到一起,而不是陷于联合国各种关系的混乱纠缠当中。用道德和勇气这两个词最能形容他在任期内的表现。
我们将美国目前颇为盛行的领导风格姑且称之为“英雄式”的。一个伟大的人,任职于一家问题重重的公司,然后力挽狂澜。他的成效显著吗?但我们经常见到的是大幅裁员。
这中间又有多少诚实、道义和勇气可言?
我认为真正的领导人应是“参与型”的。他们以自己的慎重和谦逊吸引他人,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所从事的工作中,他的出发点不是个人利益。这样的领导往往能激发出他人内在的潜能。如果以英雄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行为,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做事像英雄,而是因为他们能使别人做事像英雄。
培养领导力的三项原则
我们发现,我们越是试图培养领导者,见到的狂妄自大就越多。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培养领导者时采用了英雄式领导的观点。
如果领导人不能被培养,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三件事情。
第一,领导力是可以培养的,如同经济发展一样。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培养这样一种环境——它能够培育发展本地化领导力,尤其是那些富有思想性的自力更生的领导力。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遭遇挫折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培养了一种依赖性而不是本地化领导力的环境。
培养领导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的背景和环境。正如美国前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所说:“科菲·安南是恰当时间来自恰当地点的恰当人选。”
第二,人是可以发展的,但不是作为领导人来发展,而是作为人类本身来发展——培养他们的信仰、行为、思想和自尊等。这些培养的方面大多在人成长的早期阶段,如在家里和学校就已经开始了。这就需要一种文化,珍视人类的基本价值和情感,教育孩子独立思考,去做原则上正确的事情,而不是接受一些人为的教条。毫无疑问,贝蒂亚克博士认为,科菲·安南是在一个严肃对待基督教信仰的社会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第三,我们可以发展没有与领导力分隔开来的管理实践。英雄式领导——他们高高在上,脱离机构的日常运转。真正的领导者则往往脚踏实地,易于接近。他们必须管理,就像管理者必须领导一样。
参与式领导推动平衡发展
我在加纳接触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大都热情、考虑周全以及富有思想。在我参观过的地方,总能感受到一种宽松的平等氛围。在工厂里,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无须顾及长幼尊卑的次序;有个人写信给我,口气就像多年前的一个学生,我邀请他在那儿见面,他径直走进来,坐在了部长旁边的一个空位上,似乎没人注意到这一点(除了我自己)。
在加纳的工厂,我们讨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谁是驱动者?显然是经济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物质财富有助于维持民主,改善医疗卫生,提供教育。但社会力量也推动经济的发展:深深扎根的民主观念对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二者必须先后有序地发挥作用,如同两只脚走路一样,而本地化发展也必须通过参与式的管理方式实现。
在经济发达的西方,社会发展显然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然而,我们在继续维持那种关系吗?股东看重英雄式的领导吗?他们是促进还是破坏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全球化只是着重于经济发展,并假定社会发展会紧随其后,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事情正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全球化正削弱我们的社会结构,损坏我们的民主机制,它使我们的社会失去平衡,最终它也许会削弱我们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