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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在深圳开了一家新公司,想招几位熟练的投资理财类的金融人才,却总是找不到,他说,99%的应聘者都令他失望。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人所学和经历都不适合我的要求。他的话或许有些夸张,但是,现在的老板们找人才的确有点麻烦。
虽然他的这家新公司所反映的问题只能算是沧海一粟,微小得不能再小了。比方说,他在什么地方做的广告?有专业人员能够看到他的广告?他开的薪水有多少?有多少行业精英会对他的公司有兴趣?等等?
不过,一滴水亦能见太阳的光辉。我想,随着经济转型不断加快,就业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由全国青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举行的一项专题调查表明:我国大学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3%,换言之,至少有27%的高校毕业生是找不到工作的。而我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达到400多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有1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在我国1400万待业的城市人口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30%左右;每年新增城镇劳动力1000万,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村有1.5亿至2亿富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大多数也是青年。数量庞大的中国劳动力人口对就业造成了巨大压力。中国每年新增劳动人口在2000万上下。由于教育容量有限,每年需要就业的新增劳动人口在1000万—1600万之间。青年缺乏工作经验,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不强。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青年就业问题愈发突出,表现为高于平均水平的失业率。与失业现象严重并存的是大量的工作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熟练工短缺。英国人乔·约翰逊(Jo Johnson)和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 发现:在中国,某些领域的技能短缺情况非常严重,甚至连中国的本土企业,也被迫要从海外物色合适的员工。(原载《金融时报》2006年7月24日)
说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比较僵化也应该不是批评。乔·约翰逊和马利德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切合跨国公司需要的毕业生不足十分之一。中国大学每年培养的工程人员为60万人,这个数据经常被援引来证明,中国将势不可挡地崛起为科技强国。但麦肯锡(McKinsey)对工程师、会计和医生等9种职业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资格为跨国公司工作的人不足十分之一。中国学生是建立在死记硬背基础上的教育体制的产物。在工程学方面,过于注重理论的课程,使他们缺乏解决问题或团队合作的经验。麦肯锡称,其结果是,适合为跨国公司工作的工程师人数只有16万左右,不到毕业生人数的三分之一,与英国大体相当。雇主企业称,这种情况在印度更为极端。
说中国人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应该不是客套话。约翰逊和马利德还发现,印度和中国提供着全球40%的劳动力,拥有大量缺乏技能的劳动者,失业人数令人担心。联合国(UN)预计,未来5年中,印中两国将分别再向全球劳动力市场输送7100万和4400万劳动力,在人口结构增长中占最大比例。同期美国劳动力总数将增加1000万人,欧洲不会增长,而日本则将下降300万。然而,熟练劳动力短缺问题,正制约着中印两个经济体中越来越多领域的发展,对全球商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关这两国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廉价人才的想法,正与一种全然不同的现实发生碰撞。为节约成本而在那里进行离岸外包生产的公司现在发觉,劳动力市场趋紧的速度比预计的要快得多。聘用并留住熟练员工,正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艰难,也更为昂贵。而且,中国工程师在专业技能和知识方面比较落后。
当然,经济高速增长和变革是人才紧缺的原因之一。教育和培训制度完全无法跟上这种速度。根据现在的市场状况和就业形势,笔者认为,高校应该对毕业生提供“可雇佣训练”课程。许多有知识的人,接受过一些教育和训练,但是,并不一定适应企业工作的需要。他们在市场知识、人际关系沟通、协调、营销技巧、合作意识、时间观念、效率观念、理解他人及其工作的重要性方面,都必须接受系统的训练,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只有完成了这个过程,企业才会对他说,好了,我们非常愿意雇请你加入到我们的行列。这个过程就是“可雇佣训练”。接受“可雇佣训练”之后,就业率应该会大大提高。
在失业(人力资源过剩)与雇佣不足(岗位过剩)并存的情况下,实际反应的是相关人才的知识结构不合理。它反映出现行的教育体制过分强调“空对空”的灌输和死记硬背。教育必须面对现实,教师必须参加实践,学校必须与国内的大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合作。以培养实用人才和一流的人才为己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