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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劳动法的出台,有媒体大呼此事意味着“告别低劳动力成本时代”。于是,在此法例生效前的三个月,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推行的“7000员工先辞职再竞岗”运动引发无数争议。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夜,一连串企业对此产生误解、曲解、甚至抵触,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企业突击辞退员工、要求员工“自愿”辞职的裁员行动,重签劳动合同等负面现象,引发了社会各方高度关注。
我们理解在人民币升值、环保压力增加和出口退税方式转变,企业的日子较前艰难。但是长期来说,倘若企业的增长大量寄望于对劳动者的盘剥,这样的企业显然不受和谐社会的欢迎。同时也是对社会经济增长和企业生命力的慢性自杀!
劳动法的出台的利弊之见:
首先,《新劳动法》旨在规范用工制度,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劳动合同法只是推行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符合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条件的员工,肯定为企业做了不少贡献,辞退时给予略高的经济补偿是应该的,国外的“金手铐计划”“金降落伞计划”,标准比我们法律的规定高得多。
其次、《新劳动法》体现平等管理。新法在鼓励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同时,也体现了对企业的平等保护,企业也是受益者。比如,劳动合同法纠正了目前劳动关系的不合理现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将逐渐成为常态,这既有利于劳动者稳定职业,熟练掌握技能,也有利于培养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减少企业频繁换人的损失,企业是受益的。
市场竞争,上下同欲者胜,忠诚度原则不容小觑。而以往较低层面的不稳定的劳资关系、人才结构和管控模式,不足以帮助企业形成一个持久稳定的创新组织。
第三、《新劳动法》促进管理升级。新法的出现表面是保护和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宣告打破低劳动力成本运行的经济模式,同时,过低的劳动力成本的弊端,导致企业在管理、营销、工艺、技术、能耗控制上挖潜的动力不高,这更使产品的附加价值难以提升,利润微薄。
当不需要为深化管理投入、不需要为创新投入、不需要为人力结构和人力储备投入,仅仅靠资本和资源投入,利用廉价的甚至是没有保护的劳动力,就能赚取暴利的情况下,作为趋利避害的企业,面对需要费力升级才能获得的优惠政策和支持是没有什么动力的。
欧美的经验表明,当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在法律的压力引导下,会想尽办法顺应劳资关系,尽力合理改变工作方式,来保持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转化压力为收益。若把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与完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企业必然走向精细化管理,最终促进产业升级。
第四、《新劳动法》拉动内需、增进民资内部循环。随着全球经济放缓,中国以全球制造为主的代工贸易经济受到严重挑战。劳动者也是消费者,他们辛苦创造的“代工附加值”被汇率改变所抵消;靠盘剥劳动力的带来的微薄经济增长,大额利润却被外资以各种费用名目轻松卷走。新法的实施让普通民众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无形中刺激了消费潜力,增进了民资内部循环,享受本土经济发展的红利。
第五、《新劳动法》能提高国家金融安全的指数。海外资本大鳄也在加速以各种金融手段掠夺中国的改革成果,国家金融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受到国内外的冲击有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信用紧缩、金融恐慌、动摇公众(存款者、投资者、一般百姓)的信心,从而危机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导致经济严重的衰退、引起社会动荡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金融安全对家庭如言就是指你家里要有一个收入的保障和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新法会降低民众对金融获利的投机冲动。在德国和日本,民众的投资都十分理性和稳妥,其严格稳定的劳资关系,让民众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更容易对投资方向作出准确的判断。
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创造顾客价值,进而创造利润,为股东创造利润、为员工创造福利、为社会创造财富。新法的立法意图就是用《劳动合同法》平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市场地位,从而更好地创造顾客价值。但是,想让法律改变人力资源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竞争格局,实在是勉为其难。
由《劳动合同法》引发的管制与反管制博弈必将持续进行下去,我们不可能用任何法律、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终结这种博弈。在一个法治社会里,有两种对称的成本,一是守法成本,一是违法成本。顾名思义,守法成本,是指公民为了遵守某项法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违法成本,则是指公民因为违反某项法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是,我们可以从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角度,衡量和拷问遵守劳动法的成本与违法成本到底孰高孰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