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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跳槽已经成为职场中再正常不过的一个普通现象了。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如今的年轻人极为幸运的一件事,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在自己的职业上享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尽管还有相当多的人并不珍惜这份无比珍贵的自由,但我作为一个有着37年工作经历、如今职业之路已经完全定型、与职业的再选择已经渐行远去的人来说,还是由衷地对这份自由的权利充满了向往和崇尚。
我经常和年轻的朋友们回顾我们的当年,动乱的十年就不去说了,即便是我们这些作为时代骄子、毕业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大学生们,自己的毕业去向也是完全由组织决定的。现在偶尔还能听到一些年轻人发出这样的慨叹:“毕业有人管多幸福啊,我们巴不得这样呢。”坦白地说,这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那种完全由组织定终身的分配制度,完全抹杀了个人的兴趣、爱好、专长等个性化特征,惟一的依据就是记录了一个人及其家庭成员过去的几张纸所构成的档案。当年,作为对分配去向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这么几个因素:年龄、性别、户口所在地、职业经历等。因为我们当年是赶上了恢复高考末班车的一代,同学间的差别很大,年龄小、没结婚的去外地,年龄大、带工资、已婚的,当然就留在本地。至于是到机关、学校,还是派往基层企业,随机性很大。这种分配的随意性的弊端很快就显露了出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同学们的工作调动很是频繁,好在当年是百业待兴、到处都缺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换工作的难度很小,只要你有明确的目标,基本都能如愿以偿。
之所以想到这段往事,绝非是在这里自我炫耀,没啥值得夸耀的,无非赶上了个好的时代变迁的机会嘛。但我心底始终埋着一种遗憾。作为文革后管理专业的第一代大学生,由于毕业时没有选择的自由,各类权力机关大规模进人,使得我们的同学中能够到企业中从业的人极少。即便是到了毕业26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同学绝大多数还都窝在机关和学校里,按照别人确定好的轨迹在转着。害得我这个企业中人和同学们除了谈友情,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互动就过于形单影只了。如果当年我们也能有现在大学生们的那份选择的自由,我相信这些人将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群体的,那样一来,我们的人生价值、我们的生活轨迹怕是要重新改写了。我认为,我的那些至今仍在官场上为官衔和待遇的提升而奋斗的同学们,本来是可以有更好的职业及人生选择的,只是由于限于自身的职业惰性,贪图一时的安逸及外表的光鲜,在被组织分配到位以后,就不像我时刻怀有一颗不安分的心,而随遇而安了。我当然没有理由说他们胸无大志,但我却有理由为他们至今在职业中的种种不自由状况心存一份遗憾啊。
教育体制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工作的重点领域,尽管仍然有很长的路子要走,应试教育真正转变为素质教育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但在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方面,在赋予大学生们面对职场需要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方面,还是获得非常大的进步。由于大学的一再扩招,现在的高中生,只要本人努力,经济条件允许,进入大学深造就不成问题。而由于国家逐渐放开了毕业分配的限制,在大学生毕业进行职业选择上,完全实行了市场化调节的办法,真正使大学生按照市场的需要及自身的条件和从业志向,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这样的市场化改革,又促使大学生们改变了过去那种“进了大学们就高枕无忧”的状况,强化了“今天的努力学习是为了明天赢得职场的青睐、取得职业的成功”的学以致用的意识,为真正实现大学素质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客观基础。
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们,不论在校期间如何注重与实践相结合,都难免存在一些局限,不能准确地认清自己的长短、不能明晰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取向,需要有一个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过程,才可能谈到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进行职业规划。因此我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说,年轻人在自己的职业选择上,必须理性,珍惜自己进行反复选择的自由权利,从而逐渐接近和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状态。那种“好不容易有份工作,能将就就将就吧”的想法是对自己最大的不负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我是赞成在认真思考基础上的理性跳槽的,其关键在于事前要认真地想清楚,从而避免跳槽的盲目性。使每一次跳槽,都能具有很实际的意义,是登上通往理想职业境界新的阶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