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的大公极私

　　古井贡酒股份公司 李艳玲

　　前言:

　　前段时间,对历史文献产生了兴趣。一开始读的是《正说唐朝二十一帝》,接下来就对中国历史感起了兴趣。先后读了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上、中、下册)、《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上、下册)、《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以及《正说宋朝十八帝》、《正说明朝十六帝》、《正说汉朝二十四帝》等这些不是正史的史书。

　　纵观华夏五千多年的历史,不禁让人欷嘘感叹,镇压与反抗、杀与被杀、臣服与统治,全在于各方的力量强弱,公平和公理的声音,在拼杀逐鹿的场景里,显得那么的渺茫和微弱。封建时期生活在混乱苦难中的中国人,惟一期望的就是能遇到一个英明的帝王(如唐王李世民)。但却没有人去思考,如何去创造一个人人可以遵守的制度,让任何人都不能为所欲为。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忠奸善恶,功过是非,或英名不朽,或遗臭万年。透过历代王朝波谲云诡的政治内幕,越过帝王的种种阴谋和权变,我们仍能从前人的经验中得到宝贵的智慧。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法制较为健全的文明社会,但是,除制度因素外,古代帝国的成败兴衰仍然能带给我们借鉴和思考。

　　我一直还清晰地记得《雍正王朝》电视剧中的一个细节,当雍正的十六弟去雍王府请求晋见刚刚夺嫡成功继承皇位的雍正时,雍正的谋士邬思道打发人回说:“要是公事,请十六爷明天朝堂上讲,要是私事的话,你就说皇上没有私事。”在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这个道理上讲,整个天下、所有臣民都是皇上的,那么,皇上也就没有什么私事而言了,也就是说皇上的私事也是公事,私心也是公心。

　　然而,近来读书,却发现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帝王的公心与私心的差别,不仅存在于某一个帝王身上,而且不同帝王的公心与私心差别更大。关键是为的是什么层次的“私”,怎样去谋“私”。这个“私”是否妨碍他人的幸福,是否有损于国家社稷,这就和帝王的素质和追求有关了。

　　皇帝代表着至高无上,代表着权力的巅峰,当然也包括享乐的巅峰和享受的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么多人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去争夺这个宝座,实际上就是帝王的私心在起作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利”的一面。然而,当他一统全国之后,以怎样的心态来统治这个国家,就折射出了不同帝王的素质和追求的差异。

　　我们姑且把帝王追逐无限的权力、追求享乐之心称之为帝王的“私心”;把帝王治理国家,使自己的帝国长久昌盛,使之传之万世,称为帝王的“公心”或“事业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帝王的大公就是极私。因为只有把国家治理好了,国家长久的繁荣昌盛了,他才能有丰富的物质可供享乐,他才能长久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这对于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来说就是“大公”,有哪一朝的老百姓不希望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呢?!从整个中国的封建帝制历史来看,什么时候统治者把治理国家的“公心”、“事业心”放在第一位、把追求享乐的“私心”放在第二位时,那么这个时期的社会就会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祥和局面。反过来,如果帝王把追求享乐的私心放在第一位,那么,他所治理的国家就会日趋衰弱动荡,直至官逼民反。

　　人常说“王莽谦恭未篡时,周公恐惧流言日”。有许多人,在谋取高位之前,几乎都是兢兢业业表现很是出色的,因而被赏识选中推上高位,但是当他在高位上坐着的时候,想的过多的是如何保全和发展自己的利益,把自己历经艰辛铿镪走来的路远远地抛在了脑后,开始了自己另一面的自我,既个性张扬又无所顾忌。

　　从历史上看,隋朝的隋炀帝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隋炀帝杨广,天资聪慧,城府极深,如果他能把他的智慧用在治理国家上,那么隋朝也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杨广从策划夺嫡到弑父成功掌握政权,这之间的十四年,杨广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学识渊博(著有《杨广文选》),待人诚恳,谦虚有礼,与当朝官员关系融洽,他所展示出来的,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标准领袖素质,具有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的英雄性格和救国救民的圣贤抱负。节俭、朴实、谦虚、虚怀若谷、好学不倦、礼贤下士,不爱声色犬马,几乎集人类美德于一身。十四年,在这十四年段漫长的岁月中,杨广一直保持伪装,而且做得天衣无缝,足见其坚强的毅力和绝顶的聪明。柏杨先生点评杨广,说杨广患有一种肤浅而又强烈的炫耀狂,不具备政治领袖才能。而我则认为,这些都是杨广的处心积虑和居心叵测,杨广十四年的伪装,十四年的努力,不是为了日后如何管理好国家奠定基础,而是想法设法取得老爹老娘的信任,为了顺利夺嫡,为了夺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权力到手,他追求享乐的私心就开始无限膨胀,他把手中的权力发挥到了极限。为了享乐,他征调民夫二百万人,扩建洛阳城和洛阳宫;为了乘船到江苏扬州游玩,又征调民夫一百万人开凿运河,而且沿着运河建宫殿四十余座,所乘龙舟就有数千艘,所用纤夫八万余人,他所搜集的全国供他享用的美女就达三、四万人之多。杨广挥霍权力,追求极度享乐,迅速加剧了他的王朝的灭亡。柏杨先生评论杨广,说杨广聪明到能将他的暴行制度化,使之成为一种合法的暴政。他一边穷奢极欲,一边又给人一种非常厚道和理性的印象,他的言论跟他所颁布的命令,都大义凛然,无懈可击,好像那些暴政表面上不是他杨广的本意,而实际上却恰恰是他的本意。

　　所以,聪明而又坚强的杨广,本可以治理好他的国家,却因为他极度追求享乐的私欲,不仅使民不聊生,而且帝国很快覆灭。

　　南宋的皇帝赵构,以他当时的国力和良将,他本来足以与金国抗衡,而且还可以把金人赶回老家去。但是赵构本人因为自己的权力欲,却向金国称臣,向金人纳贡。当时,军事天才岳飞率领岳家军节节胜利,在朱仙镇上取得辉煌胜利将要直捣黄龙府时,皇帝赵构却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把岳飞从前线召回。皇帝赵构的私心是显而易见的,他之所以宁愿国家领土丢失、尊严丧失,寻求偏安一隅,做一个臣属于金国的小皇帝,是因为他一方面怕岳飞直捣黄龙府,接回徽钦二帝,自己的皇位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又怕岳飞像他的祖宗那样再来一次“陈桥兵变”把他赶下皇位。因此,南宋帝王赵构为了手中的权力不受威胁,不仅使南宋的国土范围大大缩减,也大大削弱了南宋的国家实力,不得不和自己的臣民一起在异族的欺凌中艰难度日,浸泡在千古一冤和千古一叹中显得猥琐而又懦弱。

　　唐朝的李世民,虽然也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坐上皇位,但李世民用他高度的智慧,殷勤而小心地治理他的帝国。李世民大帝和他的部下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随时随地都用杨广作为警惕对象,使他们成为一个战斗团队,互相勉励督责,兢兢业业从事国家建设,从而开创了空前的贞观之治盛世。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国家不重蹈隋朝的覆辙,为了自己的国家兴旺昌盛,李世民严厉地控制自己不去触及无限权力的毒牙,并且鼓励和接受最难堪的逆耳之言。他对官员们要求:“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报告给我。”

　　这里,我们虽不能说李世民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天下黎民百姓着想,但他的“私”是一种高层次的“私”,是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谋求国家的富强昌盛,虽然说也是为了自己的统治更加巩固,但这既有利于国家社稷,又有利于天下臣民,实现了统治阶级和黎民百姓双方的共赢。

　　统治者的这种“大公极私”,放到现在产权私有的企业主身上也是一样的适用。

　　假以时日,古井不再是国有企业了,她的产权归自然人所有,也就是说,以后的古井私有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说公而忘私、无私奉献之类的话,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但是“大公极私”却可能是真的,因为作为古井的真正所有者,他最大的愿望应该是古井今后能够基业长青,兴旺发达。为了古井的基业长青、兴旺发达,那么他所有的做法,就应该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按规章制度办事,应该都是为了古井的发展着想。这对于所有的员工来说,应该可以说是相对的“大公”,但对于所有者或统治者来说就是“极私”。因为,只有古井事业兴旺发达了,他的财产才能越来越多,他才能实现长久赚钱的目的。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高层次的“私”了,这种“私”不仅有利于广大员工,也有利于国家社会。反过来,如果他不从企业的长远发展着想,不从实际出发,不尊重员工自利的本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随意克扣工人工资,降低员工待遇,那么,员工就不可能去诚信劳动,甚至跳槽、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和企业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失,更谈不上发展和共赢。

　　那么,对于下面的领导者、管理者和普通的员工来说,我们的“私”,可能就体现在追求自身劳动价值的合理利益上。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下,我们诚信劳动,是为了获得我们应得的岗薪;我们努力工作,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获得更高的报酬;我们不断学习,是为了丰富知识,提高技能,走向更高的岗位,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些自利的行为,不仅有利于员工个人,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对企业来说相对也是一种“公”。

　　在几个年代较长的王朝中,其开国皇帝的待人处事,也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从中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帝王的胸襟和心态,我们姑且把他们分为两类,西汉的刘邦、宋朝的赵匡胤、明朝的朱元璋这是一类人,而东汉的刘秀、唐朝的李世民(虽然李世民不是开国皇帝,但是唐朝的天下,几乎都是李世民带兵打出来的),又是一类人。

　　汉高祖刘邦应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他却有着天生的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而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且,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在刘邦身上找不到一点大智大雄的镜头,但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天才,屡战屡败的他最终消灭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这要归功于刘邦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楚汉之争,争的是天下,而争天下必然要有人才。所以,豁达的刘邦笼络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张良、萧何、韩信。但是,当楚灭亡之后,刘邦独坐天下的时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筹粮理政抚慰百姓不如萧何、领兵百万决战沙场不如韩信的他,却完全没有了自信,他时刻警惕这些这去为他打天下的能人是不是威胁到自己的皇位,于是杀韩信,逼萧何(张良自己隐退),就在所难免了。

　　宋太祖赵匡胤,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应该可以与“唐太宗”齐名,被毛泽东并称为“唐宗宋祖”。他以豪侠之气,把众多的英雄笼络在自己身边;又以卓越的军事才干,东征西伐,南战北讨,最终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应该说宋太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物,为什么还演绎出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呢?这就要从赵匡胤独特的发家史来找原因。赵匡胤早年曾在河南地面因打架闯祸被官府四处捉拿,逃到北方,在已经拥兵自立的后汉名将郭威手下当一名偏将,作战勇敢又有智谋的赵匡胤受到郭威的赏识,升为中级禁军军官,这期间他对大将柴荣表现得非常忠诚,取得了柴荣的信任。郭威病逝后,大将柴荣继位,赵匡胤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后来,在高平之战中赵匡胤表现出智勇双全,深受柴荣器重,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柴荣死后,其7岁的独生子即位,960年,辽和北汉联兵入侵,小皇帝派赵匡胤出兵迎敌。当大军行至陈桥驿时,赵匡胤的部下发生兵变,拥立赵匡胤当皇帝。表面上看,“陈桥兵变”事件中赵匡胤是被动地成为皇帝,但实质上是他和他的谋士秘密策划和鼓动的。想想看,柴荣对赵匡胤是那么的器重和信任,赵匡胤还去谋划他的皇位,赵匡胤又怎能不防备他的手下也来个“陈桥兵变”呢?但是,赵匡胤对自己的能力和威望又是自信的,他不需要像刘邦那样非得把韩信除掉才可高枕无忧,只需要解除他们的兵权避免发生“陈桥兵变”的可能就可以了。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所以能顺利实现,一是因为他自身的文韬武略远胜于他的部下,二是因为他推心置腹地交流。他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想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罢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购买良田,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颐养天年。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我们君臣间毫无猜嫌,上下相安,岂不为好?”话说到这个份上,石守信等人就是榆木疙瘩也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朱元璋莫属了。他对于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决不手软,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狱,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狱,这两次大狱共杀死了四五万人,不仅开国功臣诛戮殆尽,而且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以至于当时的中国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柏杨先生评价朱元璋:“他的性格,是一种绝对自私和愚昧的蛇蝎性格──他的后裔也具有这种性格,表现在行为上的是短见、冷血,喜欢看别人流血,看别人痛苦,看别人跪下来向他哀求,而他又拒绝宽恕。历史上任何一位暴君,偶尔都还有他善良的一面,朱元璋则完全没有,除了一些故意做出来的小动作。”

　　朱元璋从一个孤儿一步一步登上九五之尊,虽然坐在皇帝的位子上,但他内心的自卑和不安仍需要不断地杀戮来掩饰。朱元璋跟刘邦,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但刘邦毕竟是一位英雄,他始终保持英雄们所具备的豁达大度的气质,不脱平民社会的本色。而朱元璋却深以他的平民身份为耻,深以他当过乞丐和当过和尚为耻。在他充满自卑的情结中,异常羡慕官员和士大夫所保持的优越地位,因而产生强烈压制别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而且,朱元璋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虽然也是靠他的一班人马的智慧和实力打拼出来的,但他所使用的一些阴谋却是让正人君子所不耻的。第一次,为了夺取恩主之子郭天叙的元帅军权,他让好友陈野把郭天叙杀掉,又以反叛罪把陈野灭口;宰相刘福通战死后,朱元璋派军队十分隆重地去奉迎皇帝韩林儿迁都他所控制下的应天(南京),结果在半道上又把韩林儿害死。朱元璋尽管一直把抗元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而他做的却是在后方蚕食友军,耐心等待元廷主力的溃败和各路友军实力的耗尽,时机成熟,他才下手,坐收渔翁之利。

　　由此可见,朱元璋的蛇蝎性格,完全是由他本人的坎坷经历及争夺天下时诸多因素所造成的。他一方面抹不去自卑的情愫,智囊刘基、李善长的高度智慧使他如芒刺在背,据说,宰相胡惟庸也是极有才干之人,然自卑感过重的朱元璋又怎能不对他猜疑防范,朱元璋生怕别人对他不尊敬、不信服,另一方面又握有无限的权力,肆意地对别人进行人身和尊严的摧残。

　　在这些开国皇帝中,以自己的能力和德行让天下人信服的,当所东汉的刘秀和唐朝的李世民了。刘秀虽是皇家血脉,刘邦的九世孙,但在聚兵起义前,几乎和平民百姓相差无异了。在历代中国皇帝中,世人对唐宗宋祖、康乾盛世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而关于刘秀的作品很少。近日在网络上看《光武帝刘秀》一书,深深被光武帝的文韬武略和人格魅力所听引。刘秀起兵之前曾在京师长安的太学读书,可能是能文能武的缘故,无论是打天下,还是治理国家,刘秀都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以柔克刚,以柔胜刚。

　　大哥刘纟寅带着刘秀起兵之初,由于力量较弱,便先与绿林军联合,几个胜仗之后,匪气浓重的绿林军首领王风对战利品眼红起来,为了多得财物,他甚至要跟刘家的军队分道扬镳,怂恿手下的人大打出手。在这个节骨眼上,刘秀站出来向刘氏军队百般劝说,让他们将抢到手的财物都让出来,都送给绿林军。土匪出身的王风拿到钱物后,又讲起兄弟情谊来了。就这样,一场可能使大家死于非命的内讧被刘秀制止了。起兵当初,军中战马不足,许多军官为了争抢坐骑抬高身份而发生争执,作为首领的弟弟,刘秀却主动将战马让给其他军官,自己去骑起兵前卖谷用的一头牛。所以后人说,刘秀是牛背上的皇帝。在取得节节胜利后,更始帝刘玄和绿林军的一些首领慑于刘氏兄弟的威望和战绩,趁刘秀在外领兵打仗之机,将刘秀的大哥“诬以谋反”杀害了。得到噩耗的刘秀为了不引起刘玄进一步的杀心,不但没有为大哥申辩,反而向刘玄悔过认错。后来,没安好心的刘玄又派刘秀前往河北一带招降人马,居然没给刘秀任何护卫军队。然而正是这次没安好心的任命却使刘秀闯出了另一番天地,最终推翻了更始政权,中兴了汉室。

　　刘秀不仅学识高,“忍术”好,而且军事才能也在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柏杨先生给刘秀以高度的评价,他说:“政治是一种艺术,政治行为是一种艺术创作,刘秀在这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更始帝刘玄的旧部朱鲔,是杀害刘秀大哥的主谋之一,当刘秀的大军来攻打朱鲔驻守的洛阳城时,朱鲔坚守不屈,拒不投降,朱鲔说:“我了解我的罪恶深重,所以不敢投降。”刘秀让岑彭传话(岑彭曾在朱鲔手下当过指挥官,关系不错),说:“一个追求伟大目标的人,不会牢记小小怨仇。朱鲔如果投降,连官职爵位都可以保持,怎么会有报复?黄河作证,我绝不食言。”刘秀果然说到做到,用怀柔政策化乱为友。

　　宽容和气度,不是天生的,而是高度的智慧和高度的自我克制。只有胸襟开阔、眼光锐利的人,才能有运用智慧的能力。所以,柏杨先生评论说:“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英雄很多,政治家很少,在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刘秀在处理功臣的问题上可谓是无师自通,技高一筹,因为刘秀既是亲自带兵打天下,本身又学识渊博,深知文武官员的特长和作用。领兵在外只要忠心就行了,而朝堂之上,仅有忠心还是不够的。刘秀虽然不用功臣当官,却给他们高爵厚禄,又能包容原谅他们的一些小过失,而且远方进贡的金银财宝或山珍海味,一定先行赏赐他们。同时,一方面,刘秀又不忘在各种公开场合回忆这些功臣和自己打天下的艰难历程,以示不忘他们的功劳。另一方面,刘秀也不忘时时告诫功臣们不要居功自傲。他说:“人心要知足,不要只顾一时的放纵快活而忘记法纪刑罚,诸位的功劳都很大,要想世代相传,就应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可一日大意。”

　　在整顿吏治方面,刘秀对地方官严加督察,赏罚分明。和李世民一样,刘秀对那些恪守职责、敢于直言进谏的臣下,必定给予奖励。他还非常注重文化事业的发展。刘秀即位不久,皇家宫室还没来得及修饰,就在京师建立太学,在地方修建书馆,培养人才。在刘秀的重视和提倡下,东汉初年就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的喜人局面,被王莽时期的战乱破坏了的文化很快又恢复发展起来了。

　　所以,对比看来,如果说李世民是那种光芒四射、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话,那么刘秀就是那种温润柔和、寓刚于柔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里之所以分析这些开国皇帝的所作所为,是想探讨封建帝王的昌盛与否,不仅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胸襟和豁达,也取决于皇帝自身的能力和业绩,因为这些正是一个人能不能自信的根源。当一个人品德不足以服人,能力又不能服众的时候,他的不自信就不自觉地促使他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排斥异己,打压那些对自己不服不敬之人。种种历历在目的历史演绎和最后的结局告诉我们,这样做,无论是对于他所负责的组织,还是对于本人的事业,都是一种悲剧。历史是如此,现实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