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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民营企业里的“人事关系”简单明了,但如果上升到企业发展的角度,最复杂、最微妙的关系大概也就是劳资关系了。由于产权的相对明晰,企业人员的自我定位意识浓厚,这是好事,但压在人力资源经理身上的担子反而更重了。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应该是让所有的员工都自觉自愿地工作,人前人后都一个样,这就要求整个企业团队的心要齐。有句老话叫“人心齐、泰山移”,但不是所有民企都能做到的,能够长久做到的恐怕就更少了。
在多年的企业生活中,我不时经历着这方面的问题,也时常思考着这方面的问题,拉拉杂杂得来几个片段式的感悟,不妨在这里说一说。
一、制度的取向
中国的企业有四种:国营的、集体的、外资的和民营的。虽然都是企业,但在不同类型企业里工作,人们的心态不会是一样的。国营企业是老大哥,但这个兄长过去最糟糕。记得一位美国朋友在聊天中曾经问我,“你们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可是我知道许多‘主人’都设法把工厂‘家里’的东西往自己‘家里’带,这是为什么?”说老实话,这个问题我无法完美地回答。集体所有制企业过去的情况大概与之相类似。
在外资企业里干活,依照传统的说法,那是向资本家贡献你的剩余价值,但问题是许多人感到有外企经历是一种荣誉,在那里可以感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严谨,可以学习到规范的管理经验,因此心甘情愿去“上刀山,下火海”。
民营企业在中国是新生事物,不管是家族式、朋友式还是国有民营性质的,总归是依赖民间力量来办企业。既然是民间行为,就少了许多烦琐的规矩,这也好,更符合企业的本意,但也有麻烦。比如古语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作为创业者的一班人基本上可以做到;但随着企业的做大,自然要吸收大批后来人参加,于是自觉不自觉地,无形当中就区分出类似于“劳资”双方的感觉来,并因此带来一些问题。在民营企业中同样存在着诸如携款离去、“吃里扒外”以及消极怠工等原先以为只有在国企才有的现象,这也颇令老总们头疼。
二、意识的烦恼
在企业打工的人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所在的企业越来越发达,很少有诅咒它越来越“倒板”的,这是一种朴素的感情。但由于企业人员流动的频繁性,实际情况经常是:将来壮大之后的企业也许和自己有切身感受方面的关系(物质待遇、精神荣誉等等),也许由于自己的离开似乎又没啥关联了。
一个企业再怎么辉煌,如果自己感受不到,心中又将作何感想?想到这一点,有的人可能要气馁。既然人的生命只有不可重复的一次机会,那么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应该是最“现实”的。如果职员族们都这么想和这么做,那么无论企业的日常管理条例看起来多么完善,都很难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民众的小农意识颇为浓厚,儒家传统教导人们“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国家也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家”,何况等而下之的企业,因此人们看问题常常有局限性。“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是什么都要求平均,可以说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思想贯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结果呢,绝对的平均导致绝对的贫困。
三、耐人寻味的顺口溜
记得大学时期的二外老师曾经在法国生活两年,对法兰西颇为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经纬从他的口中吐出来基本上都是生动活泼的。就拿已经去世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来说吧,他称得上是继戴高乐之后法国最受人敬重的政治家。但就是这样一位严肃人物,也并不妨碍法国演艺界的滑稽名角在电视里刻意模仿他的干瘪口型和习惯动作,引来广大民众的哄堂大笑,政府好像也不追究。
美国前总统卡特素以诚实本分著称,但也许是弄巧成拙吧,在一次接受男性杂志《花花公子》采访时,为了不违背其一贯表里如一的“品牌形象”,他坦然承认年轻时候看见漂亮女性心里会有“想法”,惹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甚至有漫画把他描绘成一个用四川话讲叫做“街娃”性质的人物,让人忍俊不禁。不过这也不太要紧,饮食男女乃人之大欲,谁也不能说谁,民意测验表明,多数民众仍然相信他,说他比聪明但不怎么诚实的尼克松值得信赖。
以上两个故事引用之后,我才敢往下说。相比较1978年以前,我们现在的政策氛围宽松多了。也许正是环境的宽松和纵容吧,我在乡下里听到过这样的顺口溜,说时下是“乡长给县长打工,县长给省长打工,省长给总理打工,总理给总书记打工,总书记则给老百姓打工”。
听完顺口溜后的第一感觉是挺逗的,回过头仔细想想,也还有耐人寻味处。
四、个人资本与社会资本
理性地讲,个人的消费水平总是有限度的。一个人聚集的个人财富只要超过这个消费限度,那么其余下的所作所为都只能是“为他”行为,不管这样做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换句话说,当钱已经足够满足个体生活所需后,它就不再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当然在许多人的意识里,囤积财富是为了传后,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更上一层楼。不过按照民间的老说法,富有的子孙如果不继续努力,是传不过三代的!
最新的理论研究表明,资本方不仅是靠资本来创造价值,更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价值。实际上可以说是劳资双方的共同劳动创造了价值!如果此说成立的话,一个劲地追问谁剥削谁就显得意思不大了。
大家都知道“资本”的概念,可未必都知道“社会资本”的概念。何为社会资本?通俗地说就是不管是国家组织、集体组织、民间组织还是个人,所有的劳动成果在扣除个人生存(生活)需要之后,最后都必然流向一个地方:社会。盈余的劳动成果都是社会的!我们经常说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无非就是希望我们这个民族的社会资本越来越雄厚而已
五、大家都是打工者
懂得了这个道理,再来看人们时常站在劳资两分立场上的争论不休,无疑是不可取的。大家都是社会人,都在以不同方式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差别只是贡献的大小而已。
现在我们再接回到先前的“打工”话题上,试问:谁在打工?答案我想是所有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乡长给县长打工,县长给省长打工,省长给总理打工,总理给总书记打工,总书记给全国人民打工”这个顺口溜尽管有善意开玩笑和理论偏颇的成分,也有一定的意义。如果连总书记都在为社会打工(这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的另一种说法),我们的企业老总们(不管是什么性质的)难道不也是打工仔吗?
所以说,对社会而言每个人的身份其实都是一样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是“老板”、谁是“打工者”,而在于能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才能的岗位,这才是最重要的,心思只有摆放在这里才是适得其所。
六、企业要培养员工的“社会人”意识
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翁奥斯特洛夫斯基有句流传很广的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 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段话我第一次读它时很激动,后来因为接触到一些前苏联政治历史的阴暗面,对小说里过于政治化的口号宣传有些反感。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死的思考又进了一步,回过头再来审视它,感觉似乎越来越亲切,只不过我把最后一部分换成了“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对自己、对社会都有意义的工作中”。
人若能以这样的心态投入工作,在哪里“打工”都不会不精彩;民营企业的劳资双方一旦在这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企业管理水平的上台阶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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