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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公私募基金经理等资本机构从业人员现在成了新的明星。这类员工以“资本”为职业特性。我们将他们称为“资本型知识员工”，你对“资本型知识员工”这个叫法认同吗？在你看来，他们在整个的商业生态中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泰德·普林斯：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知识型员工创造和分配着产品，对整个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然而，这些活动需要资金来运作，但这些员工往往只关注产品本身，而不懂得如何去融资。于是，一类新的员工渐渐浮出水面，在美国，他们被称为资本市场专业人士（capital markets professionals）。他们专职于筹集资金，并以提升与抬高资本价值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且像杠杆一样有效。
在商业领域中，这些专业人士专职于如何使非流动资产流动起来，也就是说，如何把公司、服务和产品这样的本身很难流动的产品变得相对容易变现。这可以通过销售、投资以及对资产证券化来实现。证券化的意思就是将资产转换成以资产为标的的金融工具，从而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自由买卖。
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这是至关紧要的，在中国，这才刚刚开始。
《中国经营报》：资本市场是一个被严格监管的领域，但由于诚信、道德上的风险和投机等因素的存在，资本型知识员工仍会引发出一些问题。从公司管理的角度上如何看待对资本型员工的管理？
泰德·普林斯：在西方的资本市场，我们也见过类似的例子，专业人士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使自己的公司和投资者蒙受重大损失。只不过重大案件较为罕见，更多可能的情况是资本市场专业人士从事没有违法但不道德的活动并且没被发现。
美国始终存在着由联邦政府、州政府以及行业自律等一定程度上的严格监管。证交会在美国是一个强有力的调节机构。如果有人在这种非法活动中被捕并受到刑事指控，则意味着管理人员或资本市场的专业人士都要去坐牢，因此大多数人都心存戒心，不敢违反金融法规。
行业自律对欺诈行为并没有很强大的威慑作用。但是行业自律的诉讼对违法活动的制约，以及剥夺从业资格的威胁已足够使很多非法活动处于较低水平。此外，在行业中如果被认为违法之后，那么违法的人通常就很难获得另一份工作，这实际上是对欺诈和滥用权力的另一种威慑。
第三把抵御非法和欺诈活动的利剑便是行业本身的教育。几乎所有资本市场的专业人士都经过在行业标准支配下的公司培训，教导他们分辨合理与不合理的行为，所以没有理由原谅所有的非法活动。
《中国经营报》：由于经常面对亿万财富的管理，资本型员工的收入也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员工，与此同时，由于业绩所涉及金额之大，资本型员工的压力也非常大。如何用企业管理去解读资本市场的变化？
泰德·普林斯：资本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对管理将是一个重大挑战。管理层必须改变其观念，不应该认为公司是属于自己的，而应把自己当做公司里一名为公司及其股东服务的员工。
这种情况，在美国被称为信托责任，即行政总裁和高层管理团队在照顾股东的利益上承担法律责任，这与照顾自身利益有着区别。
即使你曾在政府工作过，这同样是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因为诚信责任在始终合法的情况下, 将受制于政府的政策。如果其他公司的管理者不依据这些原则经营，那自己的公司也没有这样做的任何动力。所以如果你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信托责任的概念，而突然得到了不少资金，又没有法律或道德意识的指导，那么这笔钱的使用将会被自身利益诱导。
再加上政府监管薄弱，很少或根本不存在的行业自律，而且没有专业诚信教育指导这些人使用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钱的使用自然就很少从对股东有利的方向出发了。
《中国经营报》：这类人才的高频流动在中国也已经成为趋势，势必给他们所在的企业带来一定的风险，在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该怎样对“人才流动”的方向与速度进行控制，以减少人才流动带来的损失？
泰德·普林斯：据我所知，还没有捷径可以阻止这类人才的流动，美国的金融机构之间，这类人才的流动率也是相当高的。
而且，这通常被认为是一件有利的事情，因为流动可以在资本市场中传播知识，增强这个领域里思想上的竞争，从而加快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创新进程。一般来说，如果一个行业正在迅速扩大，人才会流向可以得到最好利用的机构，实现更多的价值，纵使失去他的公司会不高兴，但是得到这个人才的公司所获得的利益完全可以平衡整个市场的“损失”。
当然，也有办法可以减缓人才的外流，不过做起来并不容易，就是在公司里创造一个开放的环境并鼓励创新，让人才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专业人士都能有机会成长与发展。这就要求组织对这些人才减少级别约束，开放决策，使之无论在资本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能成为合作伙伴，并为他们提供教育机会和发展的机会，如公休以及调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