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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觉得，怎样的方式能够实现自由市场配置的原则，怎样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
来得很悄然，彷佛《圣经》说的“在黑夜中出现的窃贼”。
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张五常与《新劳动合同法》较劲已经有两个半月了。读者和媒体闹得欢，决策层却反响平平，但老人家倔得很，接二连三地出文章分析《新劳动合同法》的不是，甚至将其提升到灾难前兆的高度。张五常说《新劳动合同法》窃取了中国人选择劳动契约的自由。
张五常的怪异大约是今天的中国人所难以理解的，一个头发类似爱因斯坦的老头，天天将弗里德曼和高斯挂在口头，并以平辈相称，这在国内经济学界是难以想象的，国内的经济学者们大多对弗里德曼与高斯这样的经济学者顶礼膜拜，倘若能够沾上点边便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了。
张五常大约是这个世界上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得最为透彻的学者之一了。与大多数国内学者喜欢动不动就拿西方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来比较中国不同，张五常的妙处在于，他观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九年，并坚信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要有一套合乎自己的理论方能解析。
例如说自由市场的问题。事实上在市场制度的确立与维护上，张五常恰恰赞同那些出台了却未见实行的政策。在张五常眼里，中国喜欢出台政策，但却未必实行，实在是妙不可言的结果，因为这样的政策往往本身不具备执行力，能够让市场自由地生长。
张五常坚信中国的经济成就恰恰是这样的自由市场主导而发展起来的经济成就，就如那些遍布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小的代加工工厂自然地成长并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一样，只是政策的允许，甚至都未必有鼓励，他们就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在张五常眼里，劳动力成本低廉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因为过往的生活水平决定的。也即是说，如果健壮的劳动力在家里一个月的收入只有50块钱、甚至负收入的时候，到沿海城市打工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因为即便是每月800元的收入，这些健壮的劳动力除去能够养活自己，还能给予老家一定的补贴。
张五常认为，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自然创造的财富，这些财富平衡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自然条件下，农村健壮劳动力的减少反而促使农村生产力的提高。那些被荒废的土地，因为取消农业税而变得有价值起来，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开始自然涌现，甚至出现雇农。但因为农村劳动力有限，这些雇农的收入恰恰不少，因为除去固定的农业收入外，这些农民可以利用农闲的时间到附近的城市打工而获得收入。
张五常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的最大成就恰恰不是那些高楼大厦和每年增长的GDP，而是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形成了巨大的财富效应。
而张五常认为，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恰恰是那些减低生产交易成本的政策起到了作用。因为从大多数时候来说，那些小的代加工厂的工厂主与农民工之间的契约协议是你情我愿的，双方都是建立在改善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契约。
以此而论，张五常眼里的《新劳动合同法》无疑打破了这种平衡。
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里，市场自身对资源的配置往往是最具效率的，张五常自然不例外，因此张五常觉得，怎样的方式能够实现自由市场配置的原则，怎样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至于人们想象中的制度与现实中的制度差距如何，似乎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执行力弱，恰恰给予了中国一个最为自由的市场，来自由配置资源。
张五常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8年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授。1982年返港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至2000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