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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提高劳动力价格很有必要
记者：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是我国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某国家权威部门官员近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为此开列出五项“处方”，其中一项是“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这番话引起社会上的广泛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常凯：就这个话来说，我认为是很不负责任的。中国经济的通胀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通胀并不是劳动力成本推动所致。事实上，中国劳动力成本一直很低，十几年来一直没涨，甚至是负增长，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适度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很有必要，也是国家均衡发展的战略选择。而适度提高过低的劳动力价格，并不会引发和推动通胀。相反，在已经发生通胀的情况下，低收入的劳动者生活水准急剧下降，适度提高他们的收入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政策选择。
记者：尽管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但从2004年开始，我国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等现象，从经济学上看是不是与劳动力价格有关？
常凯：在一个劳动力人口供应似乎无限制的国家，竟然出现劳动力短缺，这是一个悖论。其基本原因即在于劳动者务工价格过低，于是“用脚投票”。10年前珠三角的农民工月收入即可以达到800元，现在不过1000元左右。考虑到物价因素，实际上是负增长。在许多地方劳动者主动要求超时加班，并不是他们不喜欢休息，而是他们要靠加班来增加收入。目前劳动力价格过低不仅仅影响劳动者的权利，而且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一些企业并不是没有单做，而是找不到工人，尤其是技术熟练的工人。没有将近两亿五千万的工资劳动者辛勤工作，没有那些国企工人和农民工付出和牺牲，哪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劳动者并没有同时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刚刚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表示，“中国经济陷入怪圈”，而收入分配不均是“经济怪圈”的根源。这句话可说是一语中的。林毅夫是中国少有的清醒的和公正的经济学家。
记者：但是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失衡问题上，很多人认为要靠市场机制调节，政府不宜干预过多。然而，劳动力首先是人，是公民。在这方面，应该如何对待政府的责任？
常凯：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问题上，仅靠市场调节是不行的，公权力必须介入。因为这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而且涉及到劳动者的生存权。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化形式上已经完成，但是劳动力市场化和劳资关系是非常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在双方权利不对等，力量不对等，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不健全。就现实而言，政府的公权力对于劳动关系的介入不是多，而是缺乏对于劳动关系的规范，甚至对于资本方过度纵容，如某些地方的官商勾结对付工人。这种情况更加剧了劳资冲突和劳资矛盾。这种状况必须要改变，政府需要依法担当责任。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责任主要表现在：制定规则、监管实施、救济弱者、公正裁决这四个方面。《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仅仅是第一步，必须其他的措施同时实施才会有效果。
劳动力不仅是成本更是资本
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怎么评价中国劳动者的现状？
常凯：当前中国的劳动者状况要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劳动力本身素质。普通劳动者技术、文化素质十几年来并没有多大提高，这就导致了中间技术工人的断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劳动者地位在不断降低。这个社会群体一直没有被关注，好像只有当老板的才有价值。劳动者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学习提高。国家、企业、社会对此都有责任。企业责任最直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缺少对职工的基本培训。国家要加大有效投入，将提高劳动力素质作为一个长期国策。
另外，从社会地位来看，劳动者地位总体在下降。劳动力分两大块：城市工人和农民工。城市工人已经沦为社会最底层。社科院的一份调查显示，第八个阶层是产业工人，第九个是农业劳动者，第十个是失业和半失业者。农民工有一亿五千万到一亿八千万，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与其所得到的回报很不对等。
在经济上，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对他们都不够公正，缺少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尽管理论上我们的劳动力供过于求，但现实情况是许多企业招不到工。这种用工短缺、劳资冲突等现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还要看到，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是“老板”的声音。这次人代会上对于《劳动合同法》的争议，就是一个缩影。老板观念成为一个主流，有钱就成为“上等人”，社会群体过多倾向于以财富来划分，这非常不正常。社会价值观也以崇拜财富为标准，忽视劳动，忽视劳动者阶层。并不是说不让有钱人说话，问题是不能仅仅是一种声音，要保持一定平衡，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记者：劳动力素质不高也是我国以前过于注重物质资本投入，而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结果。这引起我国生产要素的配置不合理，最终影响经济效率的提升。
常凯：是这样的。中国的企业长期把劳动力仅仅当作成本，而没有看成是资本，所以价格一直很低。要知道，与物质资本最大的不同是，劳动力可以创造新的更大的价值，关键是要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现代管理要强调“以人为本”，劳资双方共同获益。如果过分压低劳动力价格，短时间内似乎是一方赢，但最终结果可能双方都无法实现价值，并导致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把劳动者看作人力资本，是一个进步。保护劳动者是调动其积极性的必要手段。“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只有如此，才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同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真正实现共赢。
目前一些仅靠低价劳动力成本赚取利润的外企撤资，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靠吃劳动力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企业要守法，这是一个基本要求。谁要违法就要增加成本。我们的企业如果意识不到这点的话，就说明没有长期和国际眼光。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马上就要消失，但我们确实需要改变这种路径了。
《劳动合同法》要改变劳动关系“法外运行”
记者：最近《劳动合同法》一直引起很大的争议，争议本身说明什么问题？是不是理念方面的冲突过大？
常凯：确实存在理念方面的冲突。实际上，1995年《劳动法》实施以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劳动法》被边缘化，相当一部分的企业劳动关系处于“法外运行”的状态，一些地方和行业以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其实除了理念问题，更是一种劳资之间的利益博弈。现在一些特定的利益阶层正在形成，他们越来越试图在各个方面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劳资关系上，这一点也不例外。我赞成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孙宝树的说法：《劳动合同法》不是修改的问题，而是一个要认真贯彻执行的问题。对劳动者的保护是合理的保护，非法用工的不应保护。
记者：有人说《劳动合同法》过分保护了劳动力，而忽视了企业的生存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是有失公平？您刚才说的“法外运行”指的是什么？
常凯：《劳动合同法》当然要保护劳动者，问题是这种保护是不是需要，是不是合理。如果你认真读一下这部法律，就会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基本作用是要实现《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要解决企业劳动关系“法外运行”的不正常现象。保护劳动者，并不一定就是对于企业的侵害。因为法律保护的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保护劳动者，也是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以前对企业关注过多，保护过多，对员工不保护，一些地方政府偏袒雇主，这不是个别的现象。现在是找回一种公平，这是劳动力市场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是劳动关系规范化法制化的要求。此前《劳动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些企业自行其是，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我称之为“法外运行”。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