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版|
二维码|
策划/本刊记者 张志峰、宋慧敏 摄影/刘洪
什么决定了你的实际工资水平？
——自己？那就不会存在如此多的抱怨之声和不平之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工资增长速度都远远落后于房价上涨速度。
——老板？大多数老板既不是慈善家也不是吝啬鬼，如果老板一个人就能随意决定你的工资，莫非你是他亲戚？
——企业？连上市公司老总的薪酬都与企业利润不成比例，你这个连人家零头还拿不到的打工仔也指望真正分享到企业成长？
——国家？国富未必等于民富，比较一下外汇储备、税收与个人收入增长幅度的差距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看来，工资这个事情挺复杂、也很敏感，真的不好说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你的工资。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率高企、财产性收入短期内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们对薪酬有了更高的期待。想一想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东航飞行员返航事件、上海公务员调薪、上市公司高管的天价薪酬曝光等等，都将“薪酬”这两个字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网上始终高烧不退的“晒工资”现象，也反映了人们的好奇与焦虑。
所以，工资这个事真得好好说说。因为物价越来越高，而钱生钱的速度恐怕很难维持前两年的高水平，人们发现提高工资收入仍然是最稳健的理财策略。更何况现在确实处在一个薪酬调整的关键时期，你应该试着主动争取自己的利益，并通过自身努力在未来的社会薪酬结构变革中把握主动。
那么，一个人的工资到底由哪些因素决定，自己又有多大的主动权？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标准的答案，不妨先看看身边人的工资变迁和生活处境，体验个中滋味。
汪亚民，不惑之年，曾在中石油下属企业工作，担任总工程师，1999年11月自愿申请与中石油有偿解除劳动合同，2000年4月与人合作创办北京中科利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作为一个曾经的国企管理者，现在下海经商的汪亚民对参加工作三十年的工资变迁有着深刻的体会。
七十年代 谋生的状态
汪亚民是家中的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学习成绩优秀的他在1976年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因为是农场子弟，他直接被分配到新疆红旗坡农场，成为一名普通的农工。虽然事隔多年，至今他仍清楚的记得他领到的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二十二块二毛二。十二块钱交给父母贴补家用，剩下十块钱留给自己当生活费。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敢相信十块钱怎么可能生活一个月，在北京的一家普通的餐馆，十块钱仅仅能买到一个宫保鸡丁盖饭！但是在七十年代，当时最奢侈的红烧肉卖两毛五分钱，其他的东西才几分钱，八块钱可以使汪亚民一个星期吃上两次肉，过上温饱生活。回忆当年，汪亚民说：“当时就是想减轻父母的负担先工作，那时的理想就是方向盘(当司机)、听诊器(当医生)，或者去当工人，这就是当时人生最美好的事情了。”
这三项目标他很快就实现了一个：在汪亚民工作的第二年，农场职工医院招工，因为工作的出色表现，汪亚民顺利应聘成为了一名卫生员，带上了听诊器，那一年，他的工资涨到了27.32元。
虽然在中学毕业后毅然选择了工作，但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的汪亚民仍然没有放弃读书的梦想。工作两年后，借恢复高考的东风，他有幸考上了新疆独山子石油学校(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炼油专业，成为难得的77级学生。当时他的助学金是二十一块钱，十八块钱伙食费，三块钱的生活费，生活还算比较宽裕。爱读书的他经常能挤出几块钱去买书，那时的书最贵也难超过1元钱，一般就几毛钱，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他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买一本数学用表，也才花了0.28元。“当时主要是一种谋生的状态，上学改变了我的人生。”汪亚民回顾自己在七十年代的生活状态时如是说。
国企工作 自我实现的过程
1980年，毕业后的汪亚民来到了中石油工作。中石油是典型的国企，工资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工龄和职务相结合，模式固定，以职务工资为主，职务、职称越高，工资也就越高，相应的福利待遇也越高。
刚到单位，汪亚民的工资是45元，补贴有45元，每个月能拿到90多元，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只需要30元钱，剩余的钱全部都寄回家贴补家用。随着工作职务的升高，汪亚民的工资和待遇也越来越好，到八十年代末他结婚时，花销了近3000元，基本配齐了电视、冰箱、洗衣机这几大件，沙发家具是自己买的，书柜是自己设计让木匠做的。房子是单位分的，床是配发的，椅子桌子是配发的，灶具是配发的，锅碗瓢盆碗筷是自己买的。与社会上的其他人群相比，汪亚民当时的生活水平已经算相当不错了。
汪亚民的工资涨幅最大的时候是在九十年中后期，转折点就是1994年年底，汪亚民被评为高级工程师。三十几岁的他成为了厂里最年轻的高级工程师，随后工资更是连升几级达到了每月1200元，加上后来又当了单位领导，到1999年，他的工资已经达到了每月4200多元，年底还有几万元的奖金，在厂里3000多名职工中算工资最高的人士之一。当时的中石油和大部分国企都有一个传统：“轻工资，重福利。”汪亚民的工资在同学中可能不算是特别高的，但是福利待遇却着实让人羡慕。90年代末，我们国家的商品供应已经很丰富，但是身处边远的新疆南疆地区，新鲜蔬菜、鸡、鸭、鱼、肉、蛋的供应还是很少。不过，当时的汪亚民住的是单位分的“高工楼”，冬天可以吃到新鲜的蔬菜，还可以享受到特供的鸡蛋、鱼、肉等副食品，可以使用单位的车子。而他们同学中能住上有24小时的热水供应的房子的并不是很多，生活待遇比较优越。
随着工资待遇的提高，汪亚民的工作也越来越忙，当上企业领导后甚至很少有节假日。有的时候有新项目上马或者为了赶进度，他们只能在办公室搭一张床，吃住在厂里，以厂为家。到最后离开中石油时，汪亚民还有“探亲假”和“疗养假”没有休，因为实在是没时间。虽然很辛苦，但是对那段经历他很满足：“当时我主要负责厂里的技术改造、新产品的研发、对企业的未来发展进行谋划，组织力量做出企业发展规划。我十分有幸参与到几个国家的重点项目中，这是人生难得的体验和经验，我们没日没夜的工作，就是为了保证项目的一次性成功。当项目最终圆满完成时，我们都会感到喜悦和满足。所学的专业知识和自己的能力能在企业中得到很好的发挥，这就是一种自我实现的过程。”
下海经商 艰难的转型
1999年，当时的中石油职工人数达到150多万人，为了让庞大的职工队伍有所精简，减员增效，中石油采取了鼓励职工买断工龄的政策。已经身处企业管理层的汪亚民出于对家庭的考虑(妻子和孩子都在天津)，自愿申请与中石油有偿解除劳动合同，从此开始了他的商人生涯。在从国企管理者到商人的角色转换中，汪亚民经历了行业变迁所带来的薪酬变动。
买断二十几年的工龄使汪亚民一次性拿到了12万元的巨款，加上自己4万元的存款和卖掉房子的4万元，他带着20万元只身来到北京，与人合作创办了北京中科利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比其他来北京创业的人幸运的是，他的亲戚在北京有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至少他的住房问题不用发愁，汪亚民就住在这套房子里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
创业初期，在新疆过惯了优越生活的汪亚民明显感觉到不适应。一方面是经济差异：在新疆他的收入也算相当不错了，到了北京，汪亚民才深切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地区差异。当时北京的一个普通外企白领的工资都比在新疆工作了二十几年已经是单位领导的汪亚民要高，而且交通费、伙食费等花销也要比在新疆高很多。创业的前三年，汪亚民只有名义上3000多的工资，实际上基本没什么收入，用他的话说“还不够赔的呢”。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了创业中，汪亚民那几年只能靠做生意的亲戚的帮助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三个星期，仅仅靠方便面填饱肚子。当时的汪亚民觉得：“能吃得饱就行，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就可以。”相比较于经济差异，更让汪亚民感到不平衡的是从国企管理者到商人的心理落差：“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资金有多紧张，人手有多少，关键在于自己的观念转变很困难。当时最大的痛苦是克服原来的自我”。当管理者时，生活优越，基本上不怎么需要去求人，但是企业刚起步时，汪亚民的工作就是不停的拜访客户，推广自己公司的产品。一下子从拥有决定权的甲方变成需要求人办事的乙方，汪亚民形容当时的自己像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和迷茫。
那段最困难的时期中，汪亚民在中石油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人生的经验是最宝贵的财富。在中石油的工作，培养了汪亚民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每当企业有重大项目上马时，他总是严格履行责任，面对困难也从不放弃。正是在中石油的工作中培养出来的工作经验以及对待工作坚持、负责的态度和当时建立的人脉，使他慢慢的在行业中立足了脚跟。
2002年，奔波了两年的汪亚民终于做成了第一笔生意，签了一张180余万的订单。在这之后，渐渐订单多了起来，中科利源终于柳暗花明，走出了困境,迈向稳步增长时期。现在，下海八年的汪亚民月薪八千，年底还有分红。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数字，但是汪亚民说肯定比他从中石油一直工作到现在的收入要高。
现在的他虽然很忙，但是压力却比以前在中石油工作时小了很多。在国企工作的人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企业的上级的严格要求、同行同级相互间的竞争，也来自于自己的责任感，希望工作能够争创一流，也正是这些压力压迫着自己不断的进步。经过创业的磨砺，现在的汪亚民心态已经平和了许多，虽然仍能感受到来自市场和竞争对手的压力，但是他已经能够很好的排遣这些压力了。由于工作的性质，他需要一年到头全国各地的跑，但是他也会忙里偷闲的抽空去旅游，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工作三十年 对工资的看法
下海前，30几岁的汪亚民在单位已经算是工资最高的人士之一了，经过八年的奋斗，现在是中科利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的他也可谓是事业有成。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对工资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汪亚民的博客里，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顾自己三十多年来的工资变迁。为了客观的反映自己的工资变化，他采用了一个新颖的办法：把各个时期的工资折算成相对稳定的美元，这样就能克服CPI的影响，知道工资变化实际有多大了。
70年代末，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1，汪亚民当时的工资折算成美元也就是20-30美元。
80年代，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1.5，当时的工资应该是60-300美元。
90年代，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是1：5，相对应的工资也就是100-800美元。
2000年以后，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大概是1：7，汪亚民的工资可以达到700-1000美元。
虽然算法有些另类，而且美元的币值也在变化中，但是结果却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除了九十年代初由于通货膨胀实际收入有所减少以外，汪亚民的工资在30多年间基本上是在稳步增长的。
谈到什么因素对工资的影响比较大时，汪亚民认为：在我国，相对来说垄断行业、外资企业工资比较高，在民营企业，工资或收益是与个人的贡献及个人冒风险的能力挂钩的。总的来说工资主要是机遇加个人努力，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企业，都是把能力考核放在第一位的。学历不同，起薪点也会相应的有所不同，但这仅仅是刚到公司的时候没有办法区分个人能力时的标准，工作一段时间后，学历对工资的影响将会渐渐减少，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能力以及对公司的贡献。最终衡量工资的标准还是职务加效益，适当的考虑工龄。
提起 “天价工资”，汪亚民说：“在市场化的情况下，只要老板敢给他天价工资，他就值那个价钱，这一定是名实相符的。他拿天价工资，是老板看中了他能为老板创造比天价工资大许多倍的利益。老板都不是傻子。”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经成功转型为商人的汪亚民把自己的成功看得很淡，他说“与其把目标定位为挣多少钱还不如给自己定位为今后做多大的事。”他认为“一个人不一定都要去创业才算成功，在一段时期内一直努力的工作并创造业绩本来就算成功。”
中科利源实行的工资制度与国企中石油截然不同。不管是汪亚民还是员工的工资都主要与公司的发展情况相关。作为一个民营企业，中科利源实行的是注重贡献的工资制度：员工基本核定工资的标准是基本工资+效益工资+奖金+补贴。基本工资主要与员工的学历和职务有关，效益工资则主要与员工对公司做出的贡献挂钩，上不封顶，这实际上是一种职务+效益，同时适当的考虑工龄的工资制度。汪亚民在与公司的员工聊天时经常提到：“工资并不是我发给你们的，而是你自己创造的。”在未来的工资标准上，汪亚民说：初步打算公司发展几年后，给工作几年的员工一些期权。这也是现在一些国企为了留住人才而采取的措施。
Tips:
股票期权(Stock Option)也称认股权证，实际上是一种看涨期权。它指的是公司给予员工(主要是高级管理人员)的一种权力，期权持有者可以凭权力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3-10年)以一定价格(施权价)购买一定数量公司股票的权利。对持有者来讲股票期权只是一种权力，而非义务。只有当行使期权时的股票价格高于“施权价”，有价差收入时，期权持有者才会行权；否则期权持有者将放弃行权，其本人并无损失。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股票期权制度已经得到我国政府和公司界的重视。
Yanping(周燕平)，北京人，70后，周华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首席咨询师，美国注册会计师。1994年，在国内读完本科，Yanping就借着当时的出国热潮飞到美国，开始了她11年的海外生活。读书、工作、结婚、生子，忙完了一系列人生大事，Yanping在2005年回国,开始了自己的新北京生活，同时也和丈夫AJ.Warner开创了周华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Touchdown!)，专门从事国外MBA申请咨询工作。
3000美金闯美国
在Yanping大学毕业两年前，姐姐已经到美国留学。1994年，Yanping从林大英语系毕业后，就带着家里的3000美金来到了美国，开始了自己的海外生活。
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Yanping从小到大基本没吃过什么苦。“那个时候出国留学基本不会想到用家里的钱，都是自己打工和奖学金”。到了国外，Yanping也要为赚学费和生活费到餐馆打工。在父母来美国探亲时，母亲看到女儿因长期打工而变得粗糙的手就忍不住哭出来。
“那时候，生活是有些紧张的。”Yanping笑着说，“但是，除了那3000美金，我就没有向家里要钱了。”
人生第一薪
1997年Yanping从墨瑞维恩学院会计专业毕业。初入职场的她在美国硅谷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财务工作，开始了两年的加州生活。
谈起第一份薪水，Yanping表示，美国的薪水结构并不像国内那样复杂，只是一份基本工资，扣除一系列保险和费用。基本工资的多少取决于行业、公司和个人能力。在扣除的保险中，主要包括：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主要用于退休后)，健康保险(Health insurance，主要用于在职期间保障)。其中社会保障、联邦医疗保险由公司按照法律规定按比例支付，而用于在职期间的健康保险，则根据不同公司的情况部分或者全部由个人支出。
美国虽然有完善的退休保险，但每个月的退休金并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退休生活支出。为了更好的保障退休后的生活，美国从90年代开始流行401(K)计划(salary reduction plan)。
在绝大多数正规的美国公司中，职员门每个月都必须拿出一定的工资投资基金，最高比例为工资的15%。比较好的公司会根据职员投资的数额，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相同的投资。同时，公司会为职工提供多个基金选择机会和投资意见。Yanping介绍道，在美国，如果一个人从20多岁开始，每个月都拿出一定比例的薪水参与这个计划，就可以基本上满足退休后的生活。为了更好的推广这种自主解决养老问题的方式，美国税法对用于该项投资的薪水和因此而取得的收益免税。但是这种投资的收益，只能在达到规定年限后返还，若要提前支取就要支付相应的税费。
第一份工作的薪水并不算高，但是足够让Yanping在享受愉快的加州生活时留有一定的积蓄。“旧金山附近有很多玩的地方，每个周末都可以出去玩。”自己的优秀表现也为薪水提供了更多的上升空间，Yanping加州生活似乎就可以这样无忧的继续下去。
“太安逸了” Yanping这样形容自己的加州生活，这里的工作稳定，薪酬殷实，社会保障也很完备，“在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能看到退休的样子”。在这种安逸生活中，Yanping萌生了“I want more”的想法。
在加州工作两年后，一直期待进入四大的Yanping申请了德州大学的会计学硕士。德州大学的会计专业在美国排名第一。在申请时，Yanping并没有十足把握。经过一番努力，Yanping最终收到到了德州大学的录取通知。虽然机会难得，但是为了多一些积蓄，Yanping推迟了半年才离开加州来到学校。“也可能是不舍得那安逸的生活吧”Yanping笑谈。
在“四大”领工资
2001年，Yanping从德州大学 McCombs 商学院毕业，获会计专业硕士。毕业后, 她如愿进入了德勤会计事务所 (Deloitte &Touche)，工作了 5 年, 从事审计工作, 并处理公司破产, 财产评估和假帐查处。
Yanping介绍，与国内德勤相似，美国德勤内部职业发展路径共分五级，年薪分别是：
junior，40000-50000美元
senior，50000-60000美元
junior manager，60000-80000美元
senior manager，80000-100000美元
partner，200000-500000美元
在美国，一般中产家庭的个人年收入为40000-50000美元，所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在美国并不是很高薪职位，只是他的工作性质在众多职业中显得特别。五年时间，Yanping从junior升职为junior manager。事业和家庭都稳定下来的Yanping却在此时决定放弃美国多年打拼的基础，回国发展。
当老板，发工资
十一年的海外生活使Yanping充分体验了美国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安逸的生活并不能满足她追求冒险的性格，2005年，Yanping和丈夫回到北京创业。
回到北京的第一年，Yanping明显感到了不适应，不仅是全新的北京使自己感到了陌生，周围人的思想也和自己完全不同。“十年的距离似乎将自己和这个城市拉得太远”，但Yanping夫妇坚持了下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适应了新北京的人和物。
一直从事财务工作的Yanping在申请国外MBA咨询中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我有信心在这个行业做到最好。”据Yanping介绍，由于自身教育背景的关系，在美国期间她就帮助朋友做过相关的咨询工作，在这项工作中可以充分运用她的知识和文化背景。“MBA教育咨询是一项对申请人一生产生非常大影响的工作。”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她能和很多优秀的人接触，享受大家一起努力完成一项有挑战性任务的工作的感觉。
现在的Yanping除了要做好咨询师的工作外还要担当起“老板”的角色。如何给自己的员工制定合理的工资，是将Touchdown!更好发展下去的前提条件。Touchdown!的职员工资非常简单，主要由基本工资、五险一金以及年终奖金构成。在制定具体的数目时，Yanping表示，公司主要的依据是行业整体工资水平、公司发展潜力、以及公司规模。
“在国内，工资要比国外重要得多。”Yanping表示，北京快速发展带来的浮躁气氛，使得保留住人才变得更加困难。除了要为职工提供更好的发展空间，良好和谐的工作环境外，具有竞争力的工资至关重要。丰厚的工资总是和个人能力的成正比的，
面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老板Yanping的回答简单有力“To be the best”。 “不想把这个公司做成一种流水线”,教育咨询是对客户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作，它不是一个“送出去”的动作，而是在和客户共同完成一个梦想的过程。
高端MBA，青年人的新选择
作为一名培训师，Yanping有更加了解现代青年人的职业选择趋势。“现在申请MBA的，很多是28到30多岁的青年人。”他们有的是在事业发展中遇到了瓶颈，需要通过深度的进修获得个人综合素质的提升；有的人的职业规划出现了改变，需要通过MBA改变自己的事业发展方向。高端MBA课程平均花费100000美元，在申请和就读期间将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据Yanping介绍，在申请MBA时，95%的人表示毕业后将选择自主创业。但在毕业后，大多高端MBA会选择在咨询、投资银行和全球500强企业供职。这些地方，“可以提供MBA的工资”，高额的付出在这里会有明显的回报。在MBA的热门选择行业中，咨询和投资银行起薪在100000-150000美元。投资银行凭借优厚的奖金，成为MBA热门就业方向中薪金最为殷实行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MBA的起薪比前两者稍低，大约在80000-120000美元。
从就业地点上看，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别。Yanping向记者的简单分析：从事咨询行业和在资银行供职的MBA大多会选择在香港或回到内地工作。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卖”出自己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较小的文化差异更有利于完成这一任务。而在世界500强企业公司供职，并寻求更高发展的MBA大多会选择回到公司总部工作，以便拥有更多机会扩大自己的人脉和更多升职机会。
身为培训师和一名老板，Yanping更加欣赏工作努力、踏实,悟性高的员工。“不要太计较得失，专注于自身工作的人更容易得到公司认可。殷实的薪水必定要求更加杰出的能力。不断的提升自身“含金量”才是争取获得好薪水的通行证。”
Tips：美国的个税制度
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与中国现行个人所得税不同的是，美国个人所得税添加了对婚姻因素的考虑。已婚、未婚、丧偶、单身都会有不同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
以2002年美国个人所得税为例，个税申报主要分，已婚合并申报，已婚分别申报，单身个人申报，户主(包括丧偶)申报四类。各类申报均分六个等级，税率均为10%、15%、27%、30%、35%、38.6%。已婚合并申报同已婚分别申报比例相同。单身个人申报与已婚分别申报的起征点相同，但其它五级跨度比已婚申报略大。户主个税申报，与已婚分别申报基本相同，只是起征点比其高出4000美元。
美国个人所得税按日历年度申报的，纳税人在纳税年度次年的4月15日前申报纳税；按财务年度为纳税年度的，应在纳税年度终止后次年的第4个月的第15日前申报纳税；以领取工薪的纳税人，实行由雇主预扣代缴的制度。
在一般人的眼里，白领总是衣着光鲜地出现在都市的街头，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向“高尚工作园区”，一尘不染的皮鞋踏出急促的脚步，时刻提醒着路人：我有许多工作要做。可是在王志强这个供职于一家通讯公司的普通白领的看来，白领只是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名词，丝毫不能带来什么惬意的感受，生活在北京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物价很高的大都市里，他感受到更多的是生存的压力。也许这种压力不会如普通阶层来的那么强烈，可是生活在一个时时接触到成功人士的领域，天天仰望着这些似乎高高在上的成功人士，强烈的对比却也让他们自惭形秽。
真的不在乎工资
2005年夏日，刚从兰州商学院统计系毕业的王志强，揣着从家中带出的2000多元钱，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追寻自己的职业梦想。王志强说他当时很自信，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事实也正是如此：来北京不出一星期，他就在一家中外合资的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项目助理的工作，负责市场调研。在他之前有十几个人应聘过这份工作，都没有让公司满意，但当他的面试结束后，项目经理当场表示他正是公司所需要的人。接着经理问及期望薪金时，王志强腼腆地表示就按行业标准给。
“这份工作的工资是2000出头”相较于一般人对工资的讳莫如深，王志强的回答异常的爽快，没有丝毫的犹豫。对于2000出头的工资，他并不觉给他带来什么情绪上的落差。“对我而言，工资的多少并不重要，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是我最为看重的”，他对自己和工资有比较冷静理性的定位。
2000多元也似乎能够满足他在北京的生活。因为有做房产中介朋友的帮助，他以600的低价在西三环边与人合住一套三居室；而公司中午免费提供午餐，因此一个月在饮食上的花费只占很小的一部份。剩下的花费一般用在与朋友一起吃饭上，偶尔的话也会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就这样，每月只剩200多，这点钱也只能存在银行了，这也是为什么王志强至今没有投资习惯的原因。
工资是打入卡里的，所以面对自己挣来的第一份工资，王志强的记忆中没有激动两字，他甚至已经淡忘了自己当时是怎样的心绪了。虽说不在乎工资的多少，可是第一个月的工资在半个月内消失殆尽却让他记忆深刻。拿到第一份工资，王志强首先想到的是往家中寄去500，虽然不多，却是明确的信号，表明自己从此开始独立生活了。剩下的钱除去交房租，都被用来请朋友吃饭了。在将工资消耗殆尽后的半个月的生活，王志强只能靠着剩下的一点从家里带来的钱勉强度过。
工资的快速消耗，使王志强不得不强制做工资支出分配。但在他的印象中，工资支出项目似乎也只有房租、朋友聚会、吃饭、日常用品这四项。虽然每月能够省下约200元的工资，但是初到北京第一年的生活过的还是很拘谨。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工资似乎没有什么变化，除了年底2000多元的奖金，王志强似乎没有在工资上留下什么特别的记忆。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重复着，没有什么丰富的夜生活，没有什么奢侈品，王志强一直强调自己看重的是成长的机会，工资的多少并不是第一位考虑的因素，直到07年初，他觉得自己在市场调研和分析上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公司难以在短期内给他提供更大的成长空间，而且2000出头的工资下的单调生活让他觉得疲惫和乏味了。领完第二年的年终奖金，王志强选择了离开。
1500元一下子就没了
王志强说跳槽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个异常洒脱的决定，可是现在看来却显得有些鲁莽草率，因为在离开的同时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下一份工作。于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悠闲”时间里，除了起初感到些许放松外，剩下的日子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彷徨和无措。在那段日子里，他只能依靠第一份工作积攒下来的少许的积蓄维持生活，直到通过网络找到一份在一家界面设计公司做市场调研的工作。
对于第二份工作，王志强毫不讳言，认为最为吸引他的是3500多元的工资。3500元的基本工资之外还有做项目的绩效工资，依靠这一块，他每个月还能多上300到500元的收入，但是这个工资来的非常不稳定，而且给的多少基本是老板说了算，所以在王志强看来绩效工资对他收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从事的工作与第一份工作类似，成长空间也值得商榷，但是多出近1500元的工资的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从2000元出头的工资一下子跃升到3500，在王志强看来却是正常不过，经过近两年的业内的磨练，他觉得自己对的起这份工资。
当工资真正从手中被花出去后，王志强发现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观，感觉就像多出的1500元一下子就没了。除了和同事朋友出去吃放的次数有所增加外，他实在没有发觉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其他的变化。最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明白，在北京这样一个高消费的城市中，1500多元对改善生活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半年后王志强又一次选择了离开，他说促使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在公司中常常被上司无端干涉的不悦。但是相较于第一次的“豪迈”，这次的决定做的却是有几分挣扎。在他看来3500的工资并不是太坏，而且他无法确定一定就能找到一个专业对口，待遇相似的工作这一次他汲取了第一次跳槽后“赋闲”的教训，通过中介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后才向老板提出辞呈。
跳出工资的窠臼
王志强每次跳槽都能给他带来工资的跃升，虽然幅度都很小，他现在就职的这家通讯公司就向他提供的4000多的工资。对于这样一份薪水，王志强表示基本满意。这样一份收入，使他可以在提高与友人一起聚会频次的同时，也能相应的增加其他方面的支出。他特别指出，现在他可以每月花上四五百去购买衣物，而且对于衣物的价格也不必像先前那样特别在意了。去年以来的高通胀似乎对王志强并没有什么影响，他说价格的提高主要集中在食品上，虽然这一块不可避免，但只占他日常消费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伴随着工资的提升，王志强的压力并未有所消减甚至是更加沉重了。这压力来自他整天接触的成功人士，这在他做第一份工作就体验到了。王志强清楚的记得，他那40多岁，拎着LV的女老板，请包括他在内的几个员工去一家高级的湘粤餐厅吃饭，一顿花费就是4000多元。而自己和朋友们聚会的餐厅，都是街边一些不甚起眼的饭店，即便现在工资提高也不敢奢言什么提高档次。高额的花费倒是在其次，给王志强最大触动的还是老板付出大把的钞票的却能一直保持的闲适与从容。两年多来，这样的人王志强看到的是越来越多，心中的触动也是越来越强烈。他说自己对于这些成功人士丝毫没有嫉妒之心，而是由衷的钦佩，这些成功人士自有他们成功的道理，而这正是他所欠缺的。
压力亦来自常常聚在一起的朋友，初期生活和工作境遇相似的朋友由于时间的推移渐渐开始产生了分化，有些跳出了原本工作的圈子选择创业，不仅在能力上得到提升更是在收入上有所跃进。和这样的朋友在一吃饭，虽然他们不会去刻意显摆自己，但对王志强来说内在的压力还是不可避免。
给王志强带来最大压力的还是分析咨询行业对于学历的看重，这在他初入职场时就确定无疑的感受到了，只是当时被积累经验的强烈渴求掩盖住了而已。他说像他这样初入分析咨询行业的本科生的工资大概是两到三千，而硕士生就会在此基础上提升一千多，而且职位每跃升一个台阶，不同学历的职员的工资差距会更大。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即便能够感觉到自己比同级别的硕士生强，也难以改变。工作时间越长，王志强的压力就越大，自己已经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快三年，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了，却难以更上一层楼，收入也不能够得到迅速提升，学历是更上一层楼的瓶颈。
在他看来，工作两到三年后，一般人就会遇到职场的第一道坎，这道坎能否坚实地跨越过去将最终决定这个人未来的发展，当然也决定他最终的收入会到何种水平。为此，从事第二份工作期间，王志强就着手准备考MBA，利用下班和周末的空余时间，通过近一年的苦读，终于如愿以偿的考上北京交通大学的MBA。读一个MBA学位能够提升学识，帮助自己向公司的中高层转型，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使自己的收入提升很大的一块。而且在他看来，职场的人脉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MBA的学习，能够帮助他拓宽原本狭窄的朋友圈，寻找到跳出原本就业领域的机遇。
多年的工作，王志强不再满足自己工资小碎步似的前进了，他需要有一个质的提升。
白领的心声
在王志强看来白领的生活远远说不上轻松，除去高负荷的工作和永无止境的加班，普普通通的工资实在难以让他们在日常支出上能够放得开。他们的收入远远不能与那些在企业中担任中高层管理工作的金领们比，甚至一些蓝领也让他们难以望其项背。即便在白领这个群体中，他们的收入也存在这很大的差距，在他们中有些人的收入能够支撑其在业余时间休闲充电，娱乐健身，而大部分的白领却不得不面对略显单调乏味的生活。
王志强并不羡慕公务员的生活，这也许是他就职于统计部门的公务员朋友的“清贫”给他留下的这样的感觉吧。他说他的公务员朋友现在的收入也只有每月3000多，平日里的生活状态似乎与他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提到他的朋友有住房公积金，并且能够购买廉租房，他多多少少表现出些许羡慕。当提到他远在兰州的同学的生活状态，王志强的情感有些复杂。虽然他们的收入的绝对数会稍稍的逊色于自己，但是兰州远低于北京的物价是对他们低收入的一种“对价”。王志强特别提到兰州的房价只有4000多，只有北京的房价的一个零头，对于远在兰州的朋友，房子的忧虑就不会如王志强表现的那般强烈。但是王志强更看重北京远比兰州这样的边陲城市能够满足自己的职业理想。也许，这也是对他不高工资的一种补偿。
王志强觉得自己很幸运，由于朋友的关系，住房并没有牵涉他太大的精力和财力。这几年他的房租一直很平稳，而且也没有频繁搬家的苦恼，在住房方面唯一的记忆就是从三居室的一间搬到了另一间。可是相较于王志强，一般的白领却没有如此的好运，住房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工作的高流动性和租房价格的飙升使得他们疲于奔命。当然对于王志强这样的白领而言，不能一辈子都满足于租房，他们对于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有着异乎寻常的渴求，但是现实微薄的工资似乎让梦想显得遥不可及。王志强常常把住房提到嘴边，但是从没有深入下去，也许在他看来，住房的梦想的实现只能寄托与就读MBA后的职场转型了。
王志强一直说自己面临着几座大山，其中最为现实的就是婚姻，家庭和住房，其他的他似乎也说不清道不明，只是隐隐的感到自己的肩上担子很重。这些现实和潜在的压力使得白领们在忙碌的同时显得忧心忡忡。在白领这个群体中有这样的一部分人，他们收入不菲，但是却和一群朋友挤在拥挤的地下室，未来的沉重负担让他们无法释怀。在外人看来，白领的生活似乎很亮丽，即便收入不多，他们也喜欢出入酒吧之类的高消费场所。可是王志强认为白领们的生活并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美好，至少自己活的还是挺小心翼翼的。他来北京这些年，从来就没有去过酒吧等消费场所。和朋友去KTV唱歌也是挑打折时段去一些，钱柜之类的是从来不敢奢望的。这些年最大的消费是为自己攒一台电脑和换一部手机，而且为此积蓄了很长时间。这样小心翼翼的生活，王志强认为固然和他不喜享受的个性有关，但是微薄的收入还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普通白领觉得自己在工资议题上是弱势群体。他们所处的私营企业没有像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一样与体制有紧密联系，也没有农业领域中国家的政策倾斜，只有社会对他们收入不切实际的想象，他们成了这波通胀中被遗忘的群体。
白领的生活远没有表面看来的光鲜亮丽，面对着中等甚至偏下的工资，承受着远超其他群体的压力，他们身心疲惫。用王志强的话说，“白领，也只是看起来很美而已。”
上面这三个案例分别反映了三个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人群所经历的工资变迁和生活状态。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生活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年轻的都市白领，普遍在工资问题上存在一种焦虑和失衡的心态。我们从不否认个人努力是决定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但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它的因素，否则不会产生普遍的焦虑。那么这种焦虑来自何方？
首先是实际工资收入增长率的下降。也就是相对于房价、物价的上涨速度，工资的增长明显跟不上。这与中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是分不开的。其次是行业间以及不同企业性质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另外，普通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缓慢，没能真正分享到国民经济增长的成果是不争的事实。
在一份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中提到，过去十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幅提高，但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的增长上。今年2月份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该报告认为，许多关于刺激中国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九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
看来，社会的薪酬结构确实需要进行调整了，那么怎样看待未来的调整，该怎样的调整？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文跃然先生，而他的观点很明确，未来几年必须要加快提高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
加工资将成为一种趋势
《钱经》：目前，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加大，以及薪酬差距的拉大，人们对于调薪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你怎么看？历史上进行的几次薪酬改革，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文：我们国家在近20多年时间里的薪酬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思想解放阶段，大家觉得原来那一套薪酬制度不好，主要表现在职工薪酬差距拉不开，比较平均，跟绩效没什么关联；而且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企业需要提供高福利，包袱重。针对这三个方面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二阶段是劳动部主导的企业薪酬改革。叫“岗位技能工资制”。在国有企业实行“岗位+技能”这两个因素决定工资的制度。对改革原有的薪酬制度应该来说是有一定的好处。第三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拉开企业领导人与普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以强调企业中高层特别是高层的激励为特征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加强对领导者的激励。
现在步入到第四个阶段，就是要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因为薪酬的差距拉得太大了，一般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不上去，这不利于我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在未来十年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应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给老百姓加工资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趋势。
《钱经》：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会不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力？
文：不能简单的这样认为。工资收入的提高会不会提高劳动成本主要看企业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来源是来自哪里。比如降低企业的所得税，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普通老百姓并没有感觉到收入上升多少，这就说明国家财富没有转移到人民的手上，这对于经济进一步的持续健康发展很不利。如果通过减税来获得工资增长，劳动成本不一定上升。
另外重新切割蛋糕也是一个办法。薪酬调整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财富蛋糕重新分割的概念，也就是说以前的财富蛋糕，分给国家、分给高层管理者的太多了，到普通百姓手里的太少了。如果均衡一下的话，企业负担的总成本其实是不变的。而且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可以刺激消费，对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很有利。
而对一些出口企业来说，正如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先生所说的可以通过提高出口贸易品的价格来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结束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来占领市场的模式。还有就是要增加企业生产效率，比如原来一个人可以生产一件产品，现在变成两件，这在无形中也弥补了成本上升。
企业能否通过提高贸易品价格和生产效率来降低企业成本，同时又不失去市场和减少雇佣人数，这不好说。但通过减税以及平衡高层管理者(主要是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来降低企业成本，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动力在于老百姓的工资总量，这是全世界都眼红的中国力量。
提高平均工资水平不会造成失业
《钱经》：那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虽然普通员工的工资在上涨，但失业率也大增。就象现在很多人认为，是新《劳动合同法》导致珠三角很多企业倒闭，或一些企业裁减员工，造成新的失业，对此你怎么看？
文：在完全市场竞争的企业里面，似乎应该是这样的原理：当个体员工的工资水平上升，雇佣的人数就应该减少。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早在新《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前，珠三角一些地方已经出现民工荒，每月800元钱根本招不到人。因为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会增加失业率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廉价的劳动力会无限供给，你不干企业能再去农村找一批人干。但目前是这种前提已经不存在了，一方面中国农村有很多过剩劳动力，如果我们把劳动力的概念内涵给扩大，不是只有18岁到30岁的农民才是劳动力，而是18岁到55岁的农民都是劳动力，那么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更多；另一方面是企业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来获得农民工补充。刘易斯的无限劳动力共给的理论模型在中国视乎并行不通。
还有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原因，就是我国特有的计划生育制度，会让未来的年轻劳动力供给出现很大压力。现在很多年轻人有这样的思想：如果拿不到合理的工资，可以先选择不就业，因为父母有养老金或者父母还在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失业的压力，也迫使薪酬上涨。所以说如果企业想在薪酬水平提高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劳动力来做出反映，其实是行不通的。
《钱经》：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收入确实有了一定的提高，不过现在比较难受的还有作为“夹心层”的城市白领，一方面物价在上涨，另一方面工资收入的变动不大，并且很难突破。而更富有争议的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让很多人觉得不公平？
文：我并不觉得企业性质的不同对工资收入的差距有多大影响，有些民营企业给出的货币工资待遇也不差。现在毕业大学生热衷于考公务员，进国企。更多的是出于对身份优越感、安定感的考虑。而仅仅从货币工资来看，不同企业性质的平均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没有想象中大。而对于外资企业，其薪酬优势已经不如以前那么大了，大多外企员工也确实会产生自己只是个螺丝钉，很快就碰上“天花板”的感觉。国有企业，公务员、外国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收入差别主要体现在非货币报酬上而不是货币报酬上。
我觉得当前工资收入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存在于不同企业性质之间，而在于国家财富与人民财富的分配、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上。国家与个人、高层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当前两个最重要的差别，很多社会问题由此而生。
《钱经》：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存在高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呀？
文：这不具有可比性，首先西方国家的普通员工的收入也不低，虽然和企业高层领导的绝对薪酬差距很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其次它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低收入者也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这点我们做不到，所以简单的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鼓励收入差距扩大是不对的。
缩小高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不是要降低管理者的薪酬——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最稀缺的还是高层管理人才，如果是按市场定价，管理者拿高薪无可厚非，而是要通过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来缩小差距。我们必须意识到，我国的工资改革经过几个阶段，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低水平的平均分配到过分强调激励、强调差距，现在到了需要扭转这种状况的时候，这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提高劳动者收入需要政府的努力和舆论的支持
《钱经》：你刚才提到的国外很多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很健全。而中国的普通白领非常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更何况生活成本越来越大，焦虑感与日益增。这是不是因为现在的薪酬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
文：应该说，我们现在职工交的“四险一金”并不低，对于退休后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那为什么还是让越来越多的人深感焦虑呢。首要原因肯定是房价、物价涨得太快。其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错误政策和错误舆论的主导下，现在企业的福利越来越少，员工的工资只局限于货币工资。
或许你觉得提高企业员工福利是不是回到了过去“企业办社会”那个时代，企业大包大揽员工的一切开支。其实不是。在西方国家的很多企业都对提高员工福利很用心，比如有的企业会给员工提供免费牙医服务、或者旅游，教育，甚至家庭服务等等。西方国家的政府也鼓励企业提高员工除货币工资之外的福利，鼓励企业承担对员工的责任，另一方面企业也很愿意，因为这些福利支出都记入企业成本，这样在无形中为企业降低了税负，让企业更便于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人性化管理。
而中国现在又走到了一个极端，员工收入基本全来自于货币收入，普通员工享受不到相应的福利，无法减轻日常生活开支，所以感觉到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结果是员工对企业认同感的降低、以及企业税负的增加、还有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高层管理者一般还保留享受高福利的特殊待遇。所以在员工福利这方面，我们也需要从过分强调货币收入向货币收入与福利保障并重转变。
政府应该反思员工福利政策。学习西方要学实质。政府管理人员和学者们就知道一些皮毛，凭着简单和幼稚的理念制定出来的政策正在损害员工的利益。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福利政策：所有的福利都要用货币形式表现。政府的本意是避免企业少交税，而忽略了福利的社会功能和企业功能。
对待工资收入，年轻人要有一颗平常心
《钱经》：除了你提到的国家财富与人民财富分配不均，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过大外，其实各行业收入的收入水平差距也很大，这点你怎么看，该怎样弥补？
文：如果都是完全自由竞争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那就顺其自然，让市场去决定好了。并且每个行业都有周期性特征，从长期来看，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可控制的。但是对于垄断行业，就很难办了。垄断行业的员工收入会受到外部和内部的两层保护。外部保护是指垄断企业没有外部竞争，内部保护是指缺乏退出机制，工作稳定性高，这显然让垄断企业的工作更具吸引力，并造成人们群众的不公平感。但这种状况短期内很难转变，因为某些行业性质决定了其国家垄断地位。出生决定报酬，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可能只能靠政府税收和行业自律来约束。或者通过国资委的规范。
《钱经》：现在年轻人都有些浮躁，想急切得改善自己的工资待遇，你认为年轻人应该怎样以一种平常心看待工资收入？
文：现在年轻白领的收入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的，尽管还存在种种的不公平。年轻人要想得到高薪，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抓住好的机遇。我为很多企业做过薪酬管理方面的咨询，总结一下来说，我认为年轻人对于工资的看法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发展比工资重要。不要因为过分关注暂时的工资收入影响到未来的发展，发展肯定是第一位的，职场是一场马拉松比赛，短跑冠军未必是最后的胜利者。
二是职业道德比工资重要。年轻人不要对工资过于斤斤计较，总是抱着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干多少活的态度。而企业恰恰是看你的贡献有多大，才给你相应的报酬。过分看重一时的工资收入，会失去别人对你的信赖和好感，丢掉很多重要的机会。卡耐基曾经说过：太计较小钱的人是挣不到大钱的。未来谁更职业化、更专业化，收入自然会越高。
三是注意节俭。年轻的时候是财富积累的阶段，每个人其实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如果在花销上毫无节制，那么多少收入都不够用。有些人往往总是抱怨自己的收入低，却从不注意日常开支是多么奢侈浪费，这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
四是不要妄想一夜暴富。只是极少数人能实现一夜暴富，大部分人还是细水长流，不断的积累财富。盲目跟别人攀比，妄想一夜暴富会让心态失衡。柳传志先生说人生是一个长跑比赛。不要太计较眼前的利益，要看得远一些，人生才会有更大的收获。对于这一点务必要有切实的体会。我们注重的不是一天、一月、一年的得失，而是五年、十年乃至一生的得失，这样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收入。人生遵守舍得规律。
五是要敢于用合理的方式争取自己合理的薪酬。遇到不公平时，要敢于用正确的方法提出来。在向老板提出加薪要求时，要注意掌握时机和说话的技巧。一般企业管理人员都是讲道理的。
薪酬的上涨是一种必然，但对于个人来说，特别是普通白领，工资收入取决于市场上的竞争力，因为，职业规划显得更为重要。
“2004年，我们本科刚毕业时，很多知名外企都到校园招聘，进京亦或是进沪，户口档案都能直接调过去，月薪一般在四五千元。如今，我们班那批考研的可惨了，工作越来越不好找，户口档案基本上无法调动，薪水更不高。更糟糕的是现在房价还越来越高！”工作三年年薪便达20万以上，在某外企担任项目经理的BLUCE谈到自己的职业发展时，颇感自豪。在BLUCE的眼中，正因为当初自己放弃考研选择直接参加工作，避开了愈来愈紧张得就业形势，让自己走对了第一步。不过，虽然本科生、研究生甚至博士生的就业形势的一年紧似一年，可当年或者更早一些和BLUCE一样，毕业之后就选择直接就业的职场中人，在职场发展中都感觉不甚理想，对于薪酬则是更加得不满意。“确实，我可能运气较好，和我一起进入这家公司的好多同学工作不到一年都离开了，现在都还郁闷着呢！”难道真像BLUCE所说的，一个人在职场上顺利的发展全凭运气么？职场中人应当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如何赢得高薪？对此，我们邀请到人力资源专家李宏飞为我们做出解答。
学历成为职场发展不可缺少的正相关指标
“公务员铁定要考，简历也要全国投放，有枣没枣都要打三杆子。但撒这么大的网也捞不到鱼！”中国传媒大学研二学生王晓强说，研究生就业形势一年紧似一年，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感到压力重重。
如此的现身说法似乎更印证BLUCE考研不明智的说法，学历在当下真的变得不重要了么？据智联招聘8000余名职场新人的薪酬调查显示，三年来全国职场人起薪平均值约在1500元左右。从此次调查结果来看，高学历在起薪上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在1500元以下分布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超过了八成，大专学历也超过了四分之三，而本科学历特别是研究生学历在这部分的比例明显降低。而在3000元以上的所占比例中，研究生此项选择居然超过半数。
“学历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的个人实力，不过这也是很多用人单位考虑的第一因素。如想进入那些知名外企，尤其是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高学历往往都更占优势。其次，学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你有较高的学习能力，这也是很多企业需要的。”李宏飞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我当初辞去大学教师的工作，选择酒店业。起初，完全是两个不相关的行业，但我觉得自己的学历比周围的同事要高好多，那么我的学习能力自然应该要比他们强。结果，在自己的努力下，我在这个行业也得到了自己的长足发展。”同时，李宏飞更谈到，“当然这也并不能说学历越高就业薪酬越高，一个人要想在职业发展中取得更广泛的空间，还要将适合自己的专业和就业方向，将个人的兴趣与能力所在与外部竞争压力相对较小的就业方向相结合。”
第一份工作很关键 “骑驴找马”未必明智
美国作家雷恩·吉尔森在其职业规划丛书《选对池塘钓大鱼》中写道，生存的问题是需要发展来解决的。如果我们将着眼点始终放在生存上，也许就永远停留在维持生存的状态；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关注发展问题，我们就将迈入崭新的人生境界。“我觉得自己能有今天的发展，很关键的因素便是自己进入的第一家公司激发了自己兴趣点，而且良好的公司文化给了自己很大的上升空间。”BLUCE回忆起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很是自豪。
很多人在职业发展中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与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有很大关系。这可以说也是一个人职业规划实施的第一步。“我不太同意‘骑驴找马’的观点，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建议，第一份工作对我们每个职场中人日后的发展方向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工作的每一天其实就是书写简历的过程，当你发现这份工作跟自己的兴趣点差距太大时，那么进入下一站工作也很难跨越第一份工作的范畴。”
那么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第一份工作又该如何选择呢？李宏飞介绍到，首先要找好自己的兴趣点，如果不是很清楚，可以找专业人员帮自己做一下职业测试，看看自己属于多血质(活泼型)、胆汁质(兴奋型)、黏液质(安静型)、抑郁质(弱型)中的哪类，进而找到职业切合点；然后再考虑自身条件，包括健康、家庭、人脉资源及经济状况等因素；最后结合所选公司所在行业发展前景、工作环境、工资待遇、培养提升机会等。这样，即使第一份工作不是自己最满意的，那么当你在选择下一站时，甚至在自己职业长远发展的道路上，都不至于走太多弯路。
不要轻易跨入一个行业
从智联招聘的职业和行业转换意向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发现仅有23.4%的职场人打算选择全新的行业或职业。实际上，从各个公司的职位招聘要求中，我们会发现“要求有相关专业工作背景经历”成为必不可少的职业要求。“以前的工作经历都注定了一个人‘职业锚’的形成，以后所从事的职业一定会围绕着这个方向发展，即使后来的选择和以前的工作性质不太一样，但肯定和以前从事的行业背景相关，可以说很难跳出这个怪圈。”李宏飞谈到，“在一个行业领域里做到专业也需要时间的积累，而只有做到专业，才能在这一职场领域中得到更大的提升。”除此，如果没有对自己十足的把握和职业信心，盲目的行业跨越，不仅造成时间和成本的巨大损失，更要承担职业发展的风险。
一旦选择了不宜跳槽。首先，跳槽会让你再一次花时间去熟悉新的环境，做的出业绩的时间显然要推后，使得时间成本增大；其次，如果进入新行业，由于经验不足，职务不高，跳过去等于从头再来，有可能丧失成功的机会成本。第三，到新环境人员不熟，遇到企业关系复杂，或许干不长久，留下败笔(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可不喜欢频繁跳槽的人)。第四，人脉资源需要时间去建立，或许无法建立，缺少支持的营销你如何发力，最终主动走人。
不过，从有意跳槽者的跳槽意向调查中发现，职场人面对未来工作考虑中的理性思考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职场人对于个人职业规划的思考、对于个人发展前景的评估以及对于薪酬的期望都更加的全面和清晰，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跳槽选择也必然会增加个人职业螺旋型上升发展的机会。
职场上，一步登天的幸运儿永远是少数，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自己大体规划方向实现螺旋式上升已经算是非常成功的了。所以，不要盲目地受周围人的影响，关键还是看清自己、看清形势，负责任的为自己做出是否要选择跳槽的判断。
职业目标决定着个人发展前景
从职业发展的阶段目标上来说，一般30岁以前是职业发展的积累阶段，30岁到40岁期间的职场人一般会要求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40岁到50岁间可谓职场发展的黄金收获期，此后便进入职场发展的延续保持期。而谈到个人的职业发展，李宏飞认为，每个人的职业发展前景是和个人的职业目标极为相关的。诚如，对于一个没有目标的船来说所有方向的风都是逆风，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那你哪里也去不了。
在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时，我们可以依据环境特点、环境发展变化、个人与环境的关系、个人在环境中的地位、环境对个人提出的要求、环境对自己有利与不利的因素等，作为制定目标和实现的参考依据，并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将自己的职业目标作为激发自己上升的动力。
在职业规划中，一般可设定不同阶段的岗位及时间目标、知识掌握目标、能力目标和薪酬目标。岗位目标就是你各个阶段所有达到的岗位层次。如用1年的时间从销售代表做到销售主管。知识掌握目标就是在不同的阶段你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如在销售代表阶段，所要掌握的知识是终端拜访和生动化等；在区域经理阶段，所要掌握的知识就是经销商开发和管理、区域市场促销策划等。能力目标就是你能真正管理多少人和多大的区域。所以不要被职务头衔的光环绕昏了头脑，一个企业给你一个销售经理的头衔，你却只负责一个城市的一个片区，做着与业代相同的工作，这不叫销售经理，就是个业代。薪酬目标可以给你增加一些前进的动力，也是你能力和价值的体现，所以薪酬的目标也是要定的，如第一年年薪2万元，第四年年薪6万元等。
在职场上，一步登天的幸运儿永远是少数，一个人如果能够按照自己大体规划方向实现螺旋式上升便是非常成功的。
另外，切不可忽视的是，在关注自己职业规划的时候，还要注重金融投资理财。比较一下10年前一个月挣一万元和现在一个月挣一万之间的感觉差距，就知道如果不用一生的时间来认真投资理财，而仅仅靠工资收入与别人竞争，是多么的被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