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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报显示，包括中国神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海油服、西部矿业等央企在内，高管年薪2006年以来均超越民企。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日前在参与审议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时称，央企高管的年收入，与职工差距高达几百万。“建立公平的央企薪酬体系，势在必行。”据报道，为加强央企收入分配管理，国资委启动了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改革事宜。
央企高管的年收入超过民企，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但却并不具备合理性。
首先，央企的薪酬不能完全以市场化的标准来衡量。薪酬包括工资和福利两个方面。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它既是员工在组织中投入劳动的报酬，也是组织的成本支出。而央企的高管位置并非像民企那样，是企业直接选择的结果，是市场化机制下人才竞争的结果，而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行政调配。相应的，体现在薪酬上，也不应该完全对应市场化的薪酬体系。
其次，央企高管具有除薪酬以外的其他奖励。央企负责人往往对应着行政级别，如果他能够在高管位置上作出成绩，那么，就可能升任政府高管。类似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一些央企的负责人直接出任省市级的一把手，作为政治上的一种升迁之路，央企负责人的这种待遇是民企远不具备的。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央企高管的高薪待遇，就显得更不合理。
更重要的是，央企的盈利或者亏损，虽然与央企高管有关，但更多的与国家政策及宏观定位有关。比如，许多央企具有相当的市场垄断地位，其利润的获取并非是经营策略的提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源于垄断。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央企又可能做出“牺牲”。比如，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在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国内通胀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这两个企业就不得不配合整个国家的调控政策，不上调油价，其企业收益将因此受到影响，而这同样不是高管管理水平下降所致。
这使得我们无法通过一个标准来衡量央企高管的业绩，而业绩、贡献才是衡量高管薪酬的重要基础，倒推过来，正是央企高管薪酬无法完全依照市场化标准来确定的最好证明。
2007年11月，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将自己的个人收入“晒”了一把：“我现在每年所有收入12万元(人民币)，这还包括保姆费。”而央企许多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超过副总理百倍以上。剔除央企的垄断特点和管理、经营上的行政化运作特点，管理一个央企并不比管理一个部门或一个地方更为复杂。
因此，除非央企的运行市场化，用人机制市场化，业绩考核标准市场化，其薪酬的制定就不具有比照市场化标准制定的前提，最起码，央企高管的收入不应高于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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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酝酿向高管高薪“开刀”
在5月中旬召开的欧盟及欧元区财长部长会议上，多名欧盟官员轮番发炮，主张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高额薪酬采取措施。的确，时值欧盟经济前景堪忧，企业业绩下滑之时，高管们却依然可以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反差难以避开各界怀疑的视线。于是，一股“厌富”情绪开始在欧洲蔓延。面对这种局面，欧盟内部正在积极酝酿猛“砍”高管高薪。
目前，欧盟企业高管的平均年薪约在500万欧元，相当于西欧发达国家工薪阶层至少半辈子的收入。据法国媒体报道，去年法国顶尖企业的老总们获得的总收益，包括年薪、期权和分红，增长了58%，达到创纪录的1.61亿欧元。
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兼财政大臣容克形容说，如此高的收入简直“令人震惊”。他甚至言辞激烈地将高管高薪斥为“社会祸患”。
管理精英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丰厚的回报本无可非议，原先也相安无事，但近来却遭到欧盟的围攻，这首先与当前欧洲经济形势有很大的关联性。
欧洲经济因为金融市场动荡等不利因素出现明显减速，物价却因为国际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而大幅上扬。由于生活负担加重，不少欧洲工会组织近来纷纷要求加薪。但出于控制通货膨胀的需要，欧盟及成员国政府一直敦促工会组织克制加薪要求，避免因工资增幅过快引发物价进一步上扬，形成恶性循环。如此情况下，企业高管们的薪酬依然节节攀升，自然令官方的说法难以服众。
容克说，为应对当前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压力，广大的普通雇佣人员被要求克制加薪要求，但高管们却收入奇高，解聘后还可以获得丰厚补偿，这种局面很难让人接受。
对于欧盟领导人来说，他们不得不警惕的一点是，当穷人们勒紧裤腰带时，富人们仍在大发“红包”，一股“厌富”情绪正在民众中蔓延。今年2月，率先在德国爆发的逃税风波引起了欧洲民众对富人的反感。一些有钱人，其中不乏企业高管，取道列支敦士登等“避税天堂”逃避本应对社会承担的纳税义务，这种为富不仁的做法在多个欧洲国家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