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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在金融街附近方苑酒楼做服务员的王海平的工资又涨了150元。对此，王海平很感谢金融街街道的工会，因为工资就是工会跟老板谈好以后才涨的。
作为北京市总工会、劳动保障局以及北京企业联合会共同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区，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工会2005年签订了第一批工资集体协商合同。
近日，记者在金融街街道的企业和工会实地调查后发现，签订工资集体协商合同后，区域性工资水平平均每年增长10%。但在这十个百分点的背后，也有诸多难处和困惑。
“小工会”促成涨工资
王海平今年22岁，来自河南信阳的农村。2005年高中刚毕业后，在老乡的撺掇下，她来到了北京，在金融街附近的方苑酒楼做服务员。“家里一共不到两亩地，我爹妈在家里都能干了。”王海平一边低头收拾屋子，一边向记者介绍家里的情况。
“我刚来的时候，每个月工资包吃包住才600元。后来街道到我们酒楼建了一个工会小组，让大家都加入工会，每年还跟企业签订集体合同。今年涨150元工资就是工会跟老板谈好以后才涨的。”
“酒楼一共有23名员工，2006年金融街街道工会在酒楼里建立了工会小组，23名员工都加入了工会。”方苑酒楼的工会小组负责人李梅说，每年金融街开职代会的时候，她都要代表酒楼的工会小组参加。
2007年金融街职代会后确定了区域内最低工资为750元，酒楼的老板和西城区工会非公企业联合会金融街分会签订了工资集体协商合同。由于今年春节前后酒楼生意很好，在工会小组和老板协商后，老板又给每个员工加了150元的效益工资。
区域工资每年增长10%
对于西城区金融街街道工会主席胡树德来说，方苑酒楼只是一个成功案例，在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从三月份开始，他所在的工会又开始核查企业落实监督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的情况。
谈起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胡树德说，2003年，北京市总工会、劳动保障局以及企业联合会三家在西城区开始试点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金融街街道在2005年开始签订第一批工资集体协商合同。
“工资集体协商就是工会组织和企业方进行协商，定出员工的最低工资和增长幅度。”胡树德向记者展示了一份《金融街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协议书》，其中第二条规定，企业根据北京公布的工资指导线等因素，确定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的调整幅度。“在职工平均工资**元的基础上，本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为**%。”
“每个有工会的非公企业都要签订这个协议，不同企业的最低工资和增长率也不尽相同。不过，在效益增加前提下，工资增长率基本都保证在了10%以上。”胡树德说。
对于一些25人以下的企业，由于不具备建立工会的法定人数，企业内部的工会小组将和其他企业联合起来，组成工会非公企业联合会，由联合会和企业签订协议书。王海平所在的方苑酒楼便属于此种情况。
非公企业建工会费周折
根据《工资集体协商办法(试行)》，各级工会组织是和企业进行工资协商的主体。
“1999年前，金融街只有5个工会，全部都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没有一家非公企业有工会。”胡树德说，街道工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在广大非公企业里建立工会组织。
然而，就是这第一步，却迈得并不轻松。
2003年，在西城区工会的部署下，金融街街道开始在非公企业内建立工会组织，并专门组建了4个社区工会办公室。
这一年，53岁的赵淑云从北京建材集团总公司墙体材料公司党办退休。因为熟悉党务工作，赵淑云被社区居委会推荐成为了街道的4名工会助理员之一。“我们4个人分别负责一片社区，任务就是在那些没有工会的企业里建立工会组织。”赵淑云说。
当年，赵淑云像“扫街式销售”一样，天天在社区内挨门挨户地跑。“金融街的商务大厦特别多，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进入大厦中去。”赵淑云回忆为一家金融网络公司“建会”情况时说。
赵淑云要过的第一关是说服保安，告诉对方自己是街道工会助理员，为大厦里的企业建立工会。在保安狐疑的目光下，赵淑云“镇定地”进入电梯，并来到了位于大厦最高层的那家网络公司。
接下来面对的是前台小姐。为了说服前台小姐，赵淑云前前后后跑了十多次。最终，赵淑云见到了公司人事经理，并递上厚厚一本建会资料。之后两个多月，赵淑云终于接到人事经理咨询建会问题的电话。将近半年时间，这家公司才建立起来了工会组织。
“在非公企业内建立工会，肯定要经过企业老板的同意。很多老板都问为什么要建工会，建了工会有什么好处。”胡树德说，一些老板甚至当着他的面问员工，想加入工会的请举手，结果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举手。
职工代表无奈投弃权票
尽管遭遇了很多阻力，但经过不懈努力，金融街建立工会的企业开始增多。
2005年，金融街街道开始在37家试点企业中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之后又针对小企业组织了区域性的集体协商工资机制，将区域内小企业内部的工会和工会小组组织起来，由社区工会和企业协商工资。到2006年10月，金融街又建立了“金融街地区非公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并召开了第一次金融地区非公企业职代会。
“区域性职代会对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作用特别大。”胡树德说，在职代会上，所有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都派出了代表参会。
但在大会上却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在表决《金融街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区域性集体合同》和《金融街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区域性集体协商工资协议》时，两名代表投了弃权票。
这两名职工代表是两家非公企业的工会代表，为什么职工代表不愿意投票赞成对职工有利的事情呢？胡树德事后询问了两名代表。
“我们公司里，工资就是老板说了算，我即使投票赞成，回去以后也没有办法说服老板签这个协议的。”一名代表很无奈地说。
胡树德在大会后拜访了这家企业的老板。
老板把他为职工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告诉了胡树德，并把职工的工资单拿给胡树德看，说他并非不关心职工，工资也并不比协议中规定的少。
在胡树德看来，基层推广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最大的困难就是改变老板和职工两方面对工资形成的看法。
工资指导员教老板算账
2007年夏天，金融街街道成立了北京第一个社区工会服务站，为社区内所有企业工会和职工提供维权、咨询服务。赵淑云成为了服务站的第一任负责人。
没过多久，几名叫做“工资协商指导员”的年轻人分到了服务站里。“我刚开始也不知道他们能指导什么，只知道他们都是大学生，知识层次也比我们高。”赵淑云说。
其实，这些工资协商指导员是根据西城区工会统一部署的专业工会工作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职工和老板平等协商。
但协商过程是颇费精力的。
有一个建筑企业不愿意给工人涨工资，工资协商指导员就和企业老板一起做成本分析，并告诉对方，工人的收入确实低了，再不加薪可能就会造成人员流失，而新员工上手又会耽误时间、提高培训成本，这样会得不偿失。
工资协商指导员虽然可以很好地帮助职工谈判，但记者了解到，目前专业的工资协商指导员数量有限，还有很多工资指导员因为本身的收入问题在流失。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副所长杨宜勇一直在从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研究。据他介绍，工资集体协商在一些国家里已经是通行的做法，通常是行业组织通过聘请专业律师或第三方与企业进行协商谈判。“博弈是需要成本的，如果要取得更利于劳动者方的协商结果，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杨宜勇说。
“我们特别希望工资集体协商能够作为法律制度确定下来。”胡树德的话代表了很多在基层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者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