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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在今年英国《金融时报》全球MBA百强排行榜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再次名列第11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始终认为，排名高低只是某一方面的指标，谈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乃至整个中国MBA教育的发展，他坦言最担心的还是缺乏良好的学术环境。
问：英国《金融时报》今年全球MBA排名揭晓显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连续两年名列第11名，有人赞叹也有人质疑，主要集中在“一家历史如此之短的学院不可能排名这么高”，你如何看待这些声音？
答：我很理解人们对这一排名的不同看法。事实上，我一直都强调，你参加某个排名只衡量了20个变量，意味着只显示了你办学的某些方面，并不是全部。比如这次排名主要反映的是学生就业、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确是有优势的。我们办学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起点很高，得到中国和欧盟双方的大力支持，办学条件是非常好的。对于师资的要求我们也很严格，采取的是全球招聘，这些教师不论教学水平还是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很高。至于就业，这主要是借助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我们地处上海，这座城市拥有不少世界500强的企业，就业的环境非常好。许多外部的环境实际上给我们加分不少，因为我们能做的只是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其他一些因素并不受我们的控制。
此外，和国内一些全日制大学的商学院相比，我们的负担相对较轻，享受的政策也相对灵活，这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不少机遇。
问：你指的“负担”具体是哪些方面呢？政策的灵活又体现在哪里？
答：办学负担的轻重可以体现在师资上，比如我们学院聘请的教师100%是博士，而一些全日制大学商学院里原有的不少老教授就未必是博士学历。另外，我们学院是全英文教学，所有的教职员工包括后勤人员都必须会英文，但其他一些商学院就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至于政策的灵活，主要是在我们的招生录取方式上。首先我们的招生人数可以按发展的规模而定，其次我们的录取方法和国内其他商学院也不同，报考的学生不是参加国家统一的考试，而是主要参考他们GMAT的成绩，然后根据他们面试和学院本科的成绩，基本上和国际一流商学院的录取方法是一致的。这样录取进来的学生经过我们合理的教学安排，在就业市场上都很能经得起考验。
问：如果说你认为排名只是反映了某些方面，那么在你看来中国商学院的综合实力在国际上的地位究竟怎样？
答：首先我们的商学院在量上还太少，全国经教育部资格认定的也就100多所，而国内现在真正有名的商学院只有几所。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口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不到，他们的商学院却有一千多个，出名的商学院达到200多所。其次我们的规模还太小，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目前我们中欧商学院的教师只有50多名，沃顿商学院的教师有250名，伦敦商学院也有200多名教师，所以我们还远远不够。另外，国内能参与国际认证、国际排名的商学院还太少，我希望未来5到10年我们国家能有5到10所商学院进入到世界一流商学院的行列，甚至我希望国内有其他商学院的排名能超过我们。
问：具体而言，你认为中国商学院和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差距在哪里？
答：我觉得主要是两大方面，一个是师资，一个是学术环境。目前中欧商学院实行的是全球招聘教师，超过一半是外籍教师，其他则是“海归”。但我希望以后只需在国内招聘，就能找到够格的本土教师。这就需要国内的管理学博士教育要提高质量，同时这些博士毕业时也不要走留校这样的路，应该防止“亲近繁殖”，多出去交流应聘。
当然我最担心的还是目前缺乏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首先我们没有一流的学术杂志，没有好的学术平台。目前我们教师要发表论文，都得去国际学术杂志，主要是美国的杂志。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中国的教授要去美国的杂志发表论文，要研究美国的管理问题，这等于花费精力帮助美国人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权威杂志，不仅中国的教授可以安心研究中国的问题，甚至可以让欧美的教授来帮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来我们的杂志发表论文，这样多好。
其次我们没有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会议。美国今年1月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就吸引了全球六七千人参加，我们何时能有这样规格的学术会议呢？此外，目前我们国内各商学院之间的交流也很不够。国外不少商学院之间的教授是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授课的，但国内各商学院之间的教师几乎是不交流的。如果能打破这样学院之间的壁垒，让教师流动起来，对我国商学院的教育是大有好处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商学院要真正发展起来，必须高度重视学术交流、多些投入到建设一流的学术刊物和组织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上，只有好的学术平台才能保证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