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跨境发展如何选择金融咨询公司

　　大伟迪博尔德公司(David Diebold &Associates)是一家在投资与贸易方面协助境外和国内企业的咨询公司，在中国具有20多年的经验。目前在香港，华盛顿，伦敦设有公司，在北京设有代表处。DDA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大伟·迪博尔德先生活跃在美中合作经济领域已有20多年，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入的了解。作为国际资深咨询专家，他对如何帮助客户弥合东西方的市场环境差异，包括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到境外发展，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带着企业在跨境发展中关注的种种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DDA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大卫·迪博尔德先生　　

　　中小企业进行跨境融资时须做尽职调查　　

　　记者：不少企业在进行跨境融资时会遇到某些金融中介公司的诈骗陷阱，中小企业如何避免这些风险，应如何选择信用度高的金融服务公司？　　

　　大伟·迪博尔德：金融咨询服务公司有不同的种类，企业也有各自的需要。在选择之前，企业需要先确定所需要的服务，然后再寻找在这个领域做得比较出色的服务公司。企业选择金融咨询服务公司，与企业到国外投资发展类似，都需要做详细完善的尽职调查，了解该公司的实力和经验，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一旦你选定了合作公司，第二步就是做全面的调查——了解他的真实强项和经验、企业里重要人物的背景经验，以及他们做过何种交易，从而避免失望和损失。　　

　　在美国，由于市场比较成熟，许多信息是公开披露的。企业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如通过网络，了解金融咨询服务公司的合作伙伴及其成功案例；又如通过披露的财务信息了解公司的经营与财务状况。还有比较可靠的方式是第三方如权威评级机构对该服务公司的信用评级。　　

　　企业到境外进行并购，尽职调查非常重要。通过有经验的人士获得市场资讯，无论是在国内或者国外，同样可以避免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昂贵后果。在此我举一个例子，去年中海油向美国一家公司发出收购要约，但最终没有成功。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个收购是明智的。但问题是，他们没有了解美国的政治环境。虽然，美国像中国一样有着很开放的投资政策，但是它对有些领域会变得很敏感。当我听说此事的时候，我就感到这个竞标会失败。原因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美国或是白宫在针对中国，而是事件牵扯到了美国国会的外交政策。如果这家企业问过我，或者其他了解华盛顿政局的人，那么，他们可以省很多人力物力。同样，凯雷收购徐工一案也属同样问题。企业“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都需要了解当地做生意的方法，必须入乡随俗。　　

　　除了做详细的尽职调查外，企业还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能总相信直觉。我们公司在从事金融咨询服务时，曾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一个客户想让我们对他们的一个融资项目做调查，经过我们的实际了解，发现这家公司并不存在。企业可以凭借我上面所述的那些方式进行调查，也可以借助咨询公司进行调查。　　

　　中国中小企业的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记者：能否简单谈谈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　　

　　大伟·迪博尔德：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相对国有企业而言，中小企业显得更加灵活、更有机会。现在已经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中小企业，如信息技术企业依靠自己的技术与产权在国外开辟了市场。不仅如此，中小企业还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人事管理也显得更为有效，弥补了国有企业造成的失业问题。　　

　　对于走向国际的中小企业来说，未来增长的潜力成为其在国际市场上巨大的竞争优势。这些企业已经立足于国内市场，有了民族产品、技术和品牌。目前有种趋势，即许多企业一般先进入发展中国家，然后逐渐融入国际市场。在出口引擎的带动下，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对于中小企业“走出去”的作用不可忽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微软、惠普、英特尔都曾经是中小企业，但现在却是具有竞争实力的国际大公司。　　

　　记者：目前中国中小企业依旧面临着融资难问题，作为一个咨询专家，能否谈谈您的看法并给出解决的建议？　　

　　大伟·迪博尔德：的确，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比较狭窄。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银行尤其是国有银行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旧的计划经济的模式仍然存在。现在银行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要想改善目前的状况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中国市场的发展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在市场中融资，不仅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还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方式。从现在看，中国的许多中小企业融资还停留在从亲戚或朋友借钱融资上，这在制度上并非一种规范的方式，究其原因，在于制度发展的滞后。欣喜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正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与此相比，在美国，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通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完善，对中小企业的评估等金融服务也已形成一定的模式。由于资本市场比较成熟，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可以有多种渠道选择。在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私人部门支持下，结合市场的需求，美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中小企业评估系统。这种系统采用“公私合伙制”的形式建立，即政府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　　

　　中国大多数企业的发展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有人曾问过我，美国政府在软件开发市场的发展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在美国，软件开发更多的是一种商业行为，是适应市场需求的企业行为，政府的干预非常少。例如微软的成功与政府的政策没有多大的关系，微软的产生并不是由于美国政府决定大力发展软件行业，而是它迎合了市场的需求。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创新也来源于市场和客户需求。与此同时，尽管由于市场特性的不同，中国的发展有些不一样，但是未来会和欧美市场越来越近似，尤其是在政府的推动下，银行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会越来越紧密。　　

　　记者：在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融资起了巨大作用，目前中国风险投资要更好地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其面临的主要瓶颈是什么？　　

　　大伟·迪博尔德：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不健全，风险投资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一方面，优秀的中小企业没有进行足够的宣传使风险投资机构意识到这些企业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风险投资又涌到中国市场来寻找好的商业计划、运营发展和投资机会。对于双方来说，其实都非常需要中介机构提供信息，为双方牵线搭桥，否则会失去许多机会。类似于DDA这样的金融中介可以凭借其在国外的关系帮助中小企业寻找风险资本，也可以凭借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帮助风险资本寻找好的中小企业，使得高质量的资产与资本相匹配。目前我们与中国并购公会合作，为他们在这方面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　　

　　从长期来看，实现资产与资本相匹配的目标需要解决许多的问题，风险投资要求回报立竿见影比较困难，需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投资项目，应该与投资对象一起合作，使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可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与中国资本市场相比，美国资本市场则比较完善。在上述过程中，金融咨询服务公司的作用就要小得多，风险投资可以直接与中小企业打交道。在中国，风险投资通过金融中介寻找投资机会可能会更好些。中国的市场会越来越成熟，不过距离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什么是阻滞企业跨境发展的主要障碍？　　

　　记者：贵公司帮助跨国公司进行商业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大伟·迪博尔德：主要是东西方市场环境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又主要体现在文化、社会传统、管理方式、法律环境和劳动力市场等方方面面。对于从来没有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外国企业来说，要充分了解中国的国情并不容易。因为中国经济在本质和结构上与欧美有着显著差别。我们所要做的是帮助客户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步骤，承认政府政策、竞争环境的差异并逐渐适应这种差异。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在建设和成长中，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本质上的变化对许多外国企业来说是措手不及的。因此，这些公司需要预测中国市场未来的发展趋势。我相信10年以后中国会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　　

　　同样，对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也要像外国公司进入中国那样，善于面对挑战。首先，在国外，政府对于一个企业发展的干预要比在中国少得多，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会遇到不少的问题，他们在国内很成功，但是在国外未必。还有国内外文化的冲突以及法律的差异。这些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都是不小的挑战。其次，许多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缺乏国际管理的经验，对国际管理的规则并不是很清楚。当然现在也有一个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这个问题，高薪聘请了更多有管理经验的外国公司的主管或有在国外进行商业学习机会和经历的人员来经营管理企业。比较典型的是去年联想集团宣布董事会聘请了原戴尔高级副总裁威廉·J·阿梅里奥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另外，在美国，中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大概30至35岁左右)比中国企业中的同样级别的管理人员具有更大的权限，主要表现在制定预算、商务谈判、定价方面。而在中国，需要层层上报，这样会贻误商机。举例来说，中国企业到国外进行并购，大多数企业并没有意识到如何进行收购，仅知道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以及公司值多少钱。实际上在美国，参与整合并购的企业中大约有80%并不是对外销售。整合并购的正确方式是借助一个金融中介，在了解了企业的并购能力后，由该中介在国际市场上与并购对象打交道。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并不知道需要经过这个过程，也不了解如何去寻找合适的金融中介。同样，美国企业到中国市场进行并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如政府关系、法律法规等，企业如何适应和调整也需要一段时间。　　

　　DDA能为企业跨境发展做些什么　　

　　记者：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贵公司目前的业务？　　

　　大伟·迪博尔德：DDA主要为那些尚未在中国建立大规模机构的公司提供一种经济高效的服务方式，这种服务为企业高级管理层、战略发展团队及经营部门与中国市场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帮助公司以适当的方式和速度进入中国市场。　　

　　具体来说，DDA主要是帮助打算来华发展或投资的企业进入中国，打开中国市场，帮助投资者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充分利用我们在国内与国际的关系，为企业提供并购、尽职调查等方面的服务，同时也帮助已经进入中国的公司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于许多并不了解中国的企业来说，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由于中国政府及其官员在中国商业和投资活动的各个方面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企业的管理层以及投资者必须明白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并且了解与政府打交道的各种方式。我们也看到不少公司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或者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而失败，而这方面正是DDA擅长的。我们的服务为客户管理团队增加了来自中国的行业经验和专业力量。我们也与中国公司合作，会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制定详细的战略。　　

　　记者：DDA为企业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大伟·迪博尔德：主要包括4个方面。首先，在工业方面，主要致力于汽车以及零部件行业，我们拥有一个由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帮助客户策划并实施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性计划，包括组织经营机构，市场调研，帮助客户学习、熟悉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行政管理环境，了解许可制度及行业发展导向政策，从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政策出发，协助客户分析和制定合理发展规划，并及时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向客户提供战略性商业咨询。与客户内部各个层面的战略发展小组紧密合作，帮助企业评估旨在进入中国市场和在中国长期运营的战略计划。我们帮助客户设计、实施企业的管理方案，并对管理方案及社会责任进行持续性评估，这是所有成功的在华长期商业发展策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此外，还帮助客户分析和评价其战略计划执行的有效性。　　

　　其次，提供市场信息和研究报告。通过对各种官方渠道获取的市场数据和各个领域特别顾问的深入分析，咨询服务团队为企业提供客户化的调查报告，以服务于其战略需要。　　

　　第三，寻找投资机会。我们与国外如美国等许多金融服务公司保持密切联系和合作，若国际投资集团有到中国投资的计划，我们会帮助他们发现投资机会，提供尽职调查等服务，整合人才和资源。　　

　　最后，我们也会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外设立办事处或分公司。(题头摄影　王南海)　　

　　大伟·迪博尔德简历　　

　　大伟·迪博尔德先生活跃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已有20多年。他首次进入这一领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大伟·迪博尔德先生作为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参与了中美第一个双边经济协议的执行工作，该协议为中美建立贸易和投资关系奠定了基础。他曾率领美国电子行业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访华。此后与数百家公司合作，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对外经济贸易的各个发展阶段。　　

　　大伟·迪博尔德先生曾在美国商务部供职，负责美国所有工业领域事务，行业包括航天、汽车、基础工业、计算机，生物技术、资本货物和国际建筑、消费品、制药、科技、服务、软件、通信以及纺织品和服装等，业务范围涉及众多工业和服务领域。他也曾经代表商务部主席参加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董事会。大伟·迪博尔德先生还曾在美国外交界担任过高级职务。　　

　　大伟·迪博尔德先生曾在美国管理协会的国际咨询委员会担任主席职务多年，参与创建该组织在上海的合作机构。大伟·迪博尔德先生是美国康奈大学的法学博士，其家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资助并设立了“迪博尔德奖学金”。　　

　　现为DDA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